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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幔��1949…1952年又經常在南京市的黨報上發表擁護黨的政策的文章，1953年還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全國政協會議，但因楊憲益在建國前與英國人關係密切，故一直得不到黨組織的信任＇ ＇。因為領導只要從他的階級出身或歷史關係入手，就可以很容易判斷出楊憲益等的“立場”仍然有問題，顯而易見，黨組織有關“立場”的認識與他們的認識完全是兩回事。
金觀濤、劉青峰的研究對這種現象提供了一種有價值的解釋。金、劉認為“無產階級的立場是透過批判，否定對立面而展開的”＇ ＇。站在當時黨的角度，“立場”不完全是一種政治姿態的展現，從嚴格的意義上說，無產階級出立場是需要透過否定資產階級來體現的，而最簡潔的方法就是看這個人的階級出身和他在1949年以前的政治歷史關係。因此，階級出身和過去的歷史記錄是第一位的，現實政治態度是第二位的。中國新聞學院教授劉乃元所回憶的建國初期他在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習的經歷，就提供了這方面的一個典型的例證。劉乃元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精通英文，1949年前曾受聘於“美國之音”中國部任記者，由於他的家庭背景和曾受聘外國機構的經歷，劉乃元雖然渴望“進步”，但在華北革命大學仍經常處於被批判的地位。劉乃元羨慕一位吃飯蹲著的學員，這人雖然只有初小水平，卻被領導安排做了“組長”，；因為蹲著吃飯的習慣，標誌著這人的家庭出身是屬於“窮人”，也就是“後來學習中常說的階級”，劉乃元說，從此，他明日了一條重要的道理：階級成份比文化水平重要得多＇ ＇。
所以給“立場”和“何為正確”下定義是一項重要的權力，掌握了這個權力，再把“立場”和“階級出身”結合起來考察，就一勞永逸地掌握了改造知識份子的主動權。1950年11月1日，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在寫南京市歡迎蘇聯尤金博士學術演講的報告會上提出新概念“美國沒文化”，一時在南京知識界引起強烈反響，許多人對此持有異議＇ ＇，但當執政黨提出“立場”問題後，他們就噤口無言了。劉乃元在華北革大學習時不同意將人性一概視為階級的產物。他提出的問題是，各種慈善事業、人道主義事業屬於什麼階級？美國的人權運動屬於什麼階級？學習討論會的結論是：1、慈善事業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階級鬥爭，它比公然的壓迫更為陰險。2、美國是階級社會，人權運動是無產階級的運動。不久後，劉乃元就因其持有的錯誤的觀點受到學校領導的公開批評，但是對劉乃元的批評並沒有到此結束，因為還沒有挖掘出他“錯誤的觀點”的“階級根源”於是在小組會上他被追問交待個人歷史問題，對劉乃元的結論是“堅持反動資產階級立場”＇ ＇。
當執政黨還在執行“新民主主義”建國方針的時候，在思想意識方面，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份子就已被視為對立面，只是在這個時期，在落實“階級出身論”的原則時，仍然表現出相當的彈性：各級政府都吸收了部分民主人士參政；在許多大、中城市，資本家的家屬甚至擔任了居民委員會負責人；非工農出身，“歷史清白”的知識青年，即使不是黨團員，也可參軍、參幹。
建國後的“階級出身論”是透過50年代初的幾個大的政治運動來體現和落實的。執政黨重建社會的基本方法，就是不間斷地推進政治運動，藉助於政治運動將黨深深紮根於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對於政治運動的這種特殊功用，黨的領導人並不諱言。1954年黨中央負責政法工作的領導人董必武、彭真都曾說過，共產黨就是靠運動吃飯＇ ＇。
這時期的政治運動有一個重要特點，這就是在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時，較多並直接運用革命專政或革命專政的震懾力，帶有明確的政治清算的色彩，即透過政治運動，檢查、發現敵人——歷史上有嚴重反共行為的份子、一般參與反共活動的份子、敵對階級的社會基礎——地主、“偽保甲長”等等，依據其罪行程度，分別採取鎮壓、監禁、管制等措施。 1951年初，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全面推開，據董必武向蘇聯大使所通報的情況：到該年7月底，“反革命力量基本上被肅清。在華中和西南，肅清了在那裡活動幾十年的匪幫。被公安機關投入監獄的有100萬人，槍斃了50萬土匪、奸細、破壞份子和惡霸。在鎮壓反革命的過程中，城市沒犯錯誤。農村出現了明顯的過火行為。許多罪行不夠死刑的犯罪份子也被槍斃了”。對於運動中的“過火”行為，毛澤東作出“糾偏”，在同年5月召開的公安會議上“毛澤東作了在某種程度上減輕懲治政策的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