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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定縣都祿鄉管制面竟達到該鄉總人口的一半，獨山縣基長鄉人口總數為8361人，共管制了456人，經上級部門複查，只有11人符合管制條件＇ ＇。四川省豐都縣七區蓮花鄉七村被管制者高達250人之，而真正符合管制條件的只有3人。灌縣大觀鄉竟將繳不起公糧的農民及調皮的小孩也予以管制。“其他如管制反革命份子家屬的現象亦很普遍”＇ ＇。甘肅省武山縣洛門區蓼陽鄉將地主50戶共340人，一律管制＇ ＇。山東省歷城縣一區冷水溝鄉符合管制條件的只有23人，但實際管制了105人。裴家營、梁王、三會人三個鄉共有地主82戶，連同地主家屬子女共394人，也全部被管制。這些被戴“帽子”，受到“管制”的地主及其家屬，都受到公開的歧視，生存境遇十分困難，某些地區的群眾甚至公開命令地主和被遣送返鄉的舊官吏稱自己為“爹”和“爺”＇ ＇。
相比較於城市，執政黨對於農村的改造，更為得心應手，因為大體上只需將在1949年以前在根據地執行的政策拿來用即可。城市的情況則較為複雜：共產黨比較不熟悉城市；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受到《共同綱領》的制約，執政黨要團結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份子。但是，執政黨一定要在城市建立起自己的階級陣線，這就是一方面執行新民主主義的方針，另一方面又要在城市居民中區分敵、我、友。執政黨的辦法是：在城市開展較為和緩的民主改革。所謂“城市民主改革運動”發生在1949…1953年，就是配合幾個大的政治運動，在城市各工廠、機關、學校、商店、街道，對所有人員進行“階級摸底”重點對舊人員進行細緻的調查（家庭出身，1949年以前的職業、經歷），包括查歷史、查社會關係、查生活。
50年代初，在全國範圍內的大中小城市和鄉鎮的各單位普遍進行了“階級摸底”，這頂工作在的50年代的整整10年裡一直持續進行，50年代初只是這項工作的開始階段。根據統一部署，華北直屬第一工程公司在1952年底至1953年初，集中全體工作人員開展“冬訓政治學習活動”，主要內容就是進行“忠誠老實學習”。在重點學習了劉瀾濤、錢正英關於忠誠老實的講話後，經過動員，在該公司的152人中，有134人交待了政治歷史問題，僅據1953年1月15日一天的統計，就有65人交待了政治性問題，其中有：隱瞞國民黨團長身份一人；隱瞞國民黨排長身份一人；隱瞞“偽機關科長”一人；隱瞞國民黨黨員身份共14人；“國民黨地下黨員”一人，三青團員4人，軍統、中統特務5人，一貫道23人等等。公司領導對於上述人員，採取了“穩定情緒”的指施，一方面向他們承諾“保證不失業”，並及時和公安部門聯絡，部署對他們展開調查工作＇ ＇。
西南財政經濟委員會所屬各中等技術學校學員的政治歷史情況，經調查也基本摸清重慶第一土木建築學校新生班共115人，其中參加過反動黨派、反動軍隊、封建迷信組織的有46人；叛黨政治變節份子共有26人；本人或家屬被鎮壓或勞改者有56人（有些是一人兼幾種）＇ ＇。
1953年，位於南京市的私營江南水泥廠開展了民主改革運動，經動員，該廠1022名職工中，有997人交待了個人歷史，其中753人被認為“有問題”，佔全廠職工總數的76％強。工人中參加過三青團的有54人，參加過國民黨的有34人，參加過國民黨軍隊的268人，當過國民黨警察的有81人，曾是國民黨特務的有31人＇ ＇。上述自我交代人員中有嚴重問題的人，經調查核實後都予以了逮捕和管制，從而使黨組織進一步摸清並掌握了城市各單位人員的“政情”。
50年代初的“城市民主改革”加速推動建立起執政黨在城市的組織基礎（黨組織、團組織、工會、婦聯），1953年後，更建立起以戶口制為中心的，單位、街道、派出所三位一體的綜合治安保衛制度，將黨在城市中的基層結構全面建立了起來。1953年上半年西南民政局為配合人口普查，對重慶市三個派出所桂花街（商業區）、王爺石堡（居民區）、小龍坎（工廠區）所轄人口的政治面貌進行了調查。三個派出所共轄人口64026人，但“特種人口”高達1 868人，占人口總數的3％，佔18歲以上人口的6％。所謂“特種人口”是指被管制份子、“釋放犯”、緩刑犯、在押犯、居住在城裡的地主、登記自新未予管制者、“社會遊蕩份子”（小偷、暗娼、妓女、舞女）＇ ＇。至此，所有城市居民的各種情況也被黨和國家全面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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