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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辦法之一即是對這兩個階層進行政治上的“排隊”——在他們之中劃分左、中、右派，而判斷左、中、右派的標誌，不僅要看其現實對新政權的忠誠度，也要觀察他們在1949年之前是支援、同情中共，抑或是在國共之間取中立立場，或者完全站在國民黨一邊，更細緻的劃分還要看他們在1927年國共分裂後的政治表現：是曾經反共或從未反共。對於某些長期支援中共的民主人士，例如：宋慶齡、郭沫若、沈鈞儒、史良等，儘管他們不是黨員，執政黨仍將他們看作是“自己人”，給予他們很高的政治地位和榮譽；而對某些在革命低潮時期脫離中共，以後又支援中共的民主人士；或在歷史上一度反共，抗戰後又重與中共合作的民主人士，黨雖對他們十分客氣，也吸收他們參加新政府的工作，給予他們很高的政府官位和很好的生活照顧，但卻內外有別，把他們看成是“外人”。1949年11月15日周恩來約見蘇聯大使羅申，在談到中國新政府組成人員時說，已參加政府的沈鈞儒、史良、李德全、傅作義是中共的親密朋友；李濟深、張瀾所擔任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只具象徵意義，他們“僅在形式上是政府成員”；“而暫時受到我們的信任”，仍參加各種會議的羅隆基則是民主領袖中的“極右份子”＇ ＇，劉少奇也對羅甲說：李濟深“這個人過去政治上十分搖擺，對共產黨甚至右明顯的敵意”， 民主人士周圍有的人甚至暗中幫助國民黨和美國人，他表示：“我們正密切地觀察他們，注意在實際中考察他們”＇ ＇。
執政黨對民主人士、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的要求是：解決“立場、觀點、方法”的問題，這又是延安整風主題在新形勢新環境下的重複。所謂“立場”就是在政治上旗幟鮮明的擁護中共和毛澤東的領導，站在中共和新政權的一邊；反蔣、反美、擁護中蘇友好；擁護和執行中共的各項路線、方針、政策，所謂“觀點”，就是接受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劉少奇的《論黨》以及陳伯達、胡喬木、艾思奇等理論家的新論述，學習並初步接受“社會發展史”（“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論”）的基本概念。對於原先生活在國民黨統治區的人們，這些“新觀點”是一套全新而陌生的敘述，包括對一系列重要概念，重要問題的重新認識，例如新的觀點認為，在國民黨統治時代，個人操守好，做官不貪汙並不表明該人在政治上就是正確的。孔子第七十代謫系八府長孫孔令朋原任國民黨天津市政府負責物資分配的官員，掌握大量麵粉等緊缺物資，解放軍進城後，孔令朋積極配合，向新政府移交了全部物資。1949年5月，天津市軍管會糧油部部長約孔談話，針對孔令朋一再表白自己在國民黨統治期間“從不貪汙”，批評孔“有罪”。部長解釋道：“國民黨貪汙腐敗，盡失民心，才會失敗得那麼快，你想想看，國民黨的官都像你這麼做，革命何時才能成功，所以說，你有罪。”孔令朋說，當時聽到的這番話，“真是前所未聞，意料不到”＇ ＇ 。所謂“方法”就是學習、掌握唯物辯證法，學會自我批評。在所有新敘述中的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要他們自覺認識和接受“剝削階級可恥論”。黨站在道德制高點上，透過廣泛密集的政治宣傳，將階級、階級鬥爭的觀念初步灌輸到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的意識之中。
鑑於斯大林對中共的建議：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要改善同私人資本的關係＇ ＇。中共在剛剛進入城市的1949年，出於穩定社會秩序的需要，新政權對民族資產家採取了較溫和的政策。劉少奇曾受中共中央的委託在天津的小範圍內發表了鼓勵資本家加強經營，發展生產的“天津談話”。劉少奇在談話中甚至鼓吹“剝削越多越光榮”，但是劉的上述言論在當時就受到天津市委書記黃克誠的懷疑，也不為毛澤東所欣賞＇ ＇。更重要的是“新民主主義”並非是一個穩定的社會形態，隨著新秩序的建立，為了給大規模的社會改造創造必要的精神和思想條件，執政黨開始強化意識形態中的反資本主義的敘述，而這個過程是伴隨政治運動有序進行的。為了“教育”城市中的資產階級促進他們改造“階級立場”，黨組織安排這兩個階層的“頭面人物”參加土改運動，讓他們接觸“活生生的階級鬥爭的事實”，並根據他們對土改“鎮反”的態度，對其作出“進步”、“中間”、“落後”、“反動”的政治劃分。50年代初，黃炎培對蘇南地區的土改心存疑懼，為他的地主朋友“抱冤叫屈”。毛澤東雖然對黃炎培禮遇有加，黃也官拜政務院副總理的高位，但毛在黨內講話中卻稱黃是其“右派朋友”，毛並指示中共蘇南區黨委透過接待返鄉考察的黃炎培，對其進行土改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