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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階層。
執政黨依據蘇聯經驗和中共領導革命根據地的歷史經驗，對中國社會各階級、階層，重新予以定位：明確工人階級為國家的領導階級，工農聯盟是國家的政治基礎，民族資產階級既是革命的盟友也是革命的物件，知識份子則是一箇中間階層，既可為新社會和革命服務，也是資產階級思想的載體，而國民黨殘餘力量、地主、反革命則是新社會的敵人。
位居新社會政治階層第一梯級的是工人階級。在1927…1949年中共22年的武裝鬥爭中，農民一直是共產革命的主體，城市工人階級發揮的作用很小。在建國初中共黨員的階級構成中農民出身的黨員佔了絕對優勢，且大多為文盲。到1949年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時，中共黨員組成中，工人成份所佔比重仍極小，以工人黨員最多的東三省為例，在90萬產業工人中，黨員只有16 508人，佔工人的1．8％，而到1949年12月，農民黨員有340萬1千人，佔全黨黨員人數比重的75．8％，文盲共309萬6千人，佔全黨黨員比重的69％＇ ＇。中共黨員成份的“農民化”一直為蘇共所憂慮，此時更對中共的階級構成非常不以為然，1949年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在給國內的報告中，批評中國“很少依靠工人階級來壯大自己，沒有進行多少積極的工作來吸引工人加入黨的隊伍”＇ ＇。
同年10月，劉少奇在和蘇聯駐華大使羅申的談話中也承認：中國共產黨的絕大多數黨員（他們來自最貧窮的農民階層）不識字，這是搞好黨員學習的嚴重障礙。劉少奇說，就自己的階級出身來說，中國共產黨黨員中70…80％為最貧窮的農民，10％為工人，10…20％為知識份子和其他階級出身的人＇ ＇。中共既是一個工人階級黨，蘇也對中共的階級構成十分關心，更重要的是中共全面革命勝利在即，革命的中心即將從農村轉入城市，中共面對陌生的城市只能找工人階級作自己的階級和社會基礎。所以毛澤東在1949年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明確宣佈，進城後必須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於是建國後，工人階級成為中國社會的“老大哥”。
位居新杜會政治階層第二梯級的是農民階級，即農民中的貧下中農。在戰爭年代，農民是當之無愧的革命的主力軍，農民對中國共產革命做出了最大貢獻和犧牲，被廣泛動員的農民不僅構成了革命軍隊的主體，而且在建國初黨的隊伍中佔了絕大的比重。因而在革命勝利前夕和建國初的一個短時間內，中共宣佈城市工人階級和農村半無產階級（貧農）是新國家的領導階級，但是，由於國家的政治和經濟中心已被確定在城市，毛澤東很快修改了農民是半“無產階級”的論斷＇ ＇，因此，農民只能處在革命階級的第二階位。毛澤東對農民的態度具有兩重性，一方面，毛高度評價農民的革命性，給農民很高的政治榮譽，在建國後的政治和思想領域，農民思維，農民習氣一直都受到高度推崇，被賦予了純正的無產階級革命特質，而與城市相聯絡的知識份子等階層，則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認定是舊階級、舊思想的載體，被無休止地要求純化思想；在另一方面是壁壘分明的城鄉二元結構，毛不時批評農民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採用一切措施阻遏農民發家致富的願望，全力引導農民走集體化道路。這樣就使得1949年後中國農民的生存境遇呈規一種弔詭的狀況：政治上有享很高的地位，而在經濟和生活上長期陷於貧困，以致於50年代初，江南農民埋怨“毛主席有偏心”“工人是親兒子，農民是乾兒子”＇ ＇。農民經濟地位的低下，使得農村姑娘希望嫁到城裡，山西農村女青年傳唱的歌謠道：“農民，不嫁，放羊的沒話”＇ ＇。南京市郊區女青年甚至要和農民丈夫離婚，重找工人結婚。對此現象，江蘇省委副秘書長周伯蕃認為：“就階級觀念來看這個問題，工人掌握了先進的生產工具，農村婦女要找工人結婚，這是自然現象，她們羨慕先進。”＇ ＇
由工農子弟組成的兵——人民解放軍，又稱“工農子弟兵”，這是新政權的柱石。建國初黨和國家曾動員和吸收一些知識青年參軍，以滿足部隊急需的文化教育、醫務、外語、技術人才的需要，以後又將其中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或未曾受過“抗美援期”戰爭或政治考驗的一部分人陸續淘汰出去，使人民解放軍成為了真正的無產階級近衛軍，在軍隊內絕不允許有“階級異己份子”和異己思想，一經發現，馬上清除。
商、學（知識份子）是面貌曖昧的階層。從總體上講這兩個階層不是執政黨的依靠力量，但從革命策略的角度，還應儘量爭取他們對新政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