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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舊社會聯絡較多的人員，如中下級國民黨軍政人員、保甲長等，也被劃入“歷史反革命”之列。
此外，在知識份子人群中又劃分了新的類別：1953年後，在文教系統開始流行一種新的政治分類法，即“人民”與“國民”的區別。人民者，歷史清白者；國民者，與舊社會聯絡密切，歷史及社會關係複雜人群也＇ ＇。
但是由於這種區分過於模糊，沒能體現“階級分析”的觀點，不久就被棄置不用，而將知識份子總體歸入“舊知識份子”的範疇，所謂“舊知識份子”具體指，1949年前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大專學校培養出的知識份子，他們被整體視為“不純”階層，其主要依據是，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都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並曾為舊社會服務。在這群人中，“歷史不清份子”和“不純份子”佔有相當的比例。
“歷史不清份子”和“不純份子”都是50年代初出現的指涉特定人群的概念，“歷史不清份子”一般指“歷史複雜”，參加過反動組織、或曾在舊政權重要機構服務，有一般的“反動”行為，或有“反動”嫌疑但查無明顯證據者，例如：原國民黨軍公教系統人員，反革命份子的家屬（稱為“反屬”），被鎮壓、被管制份子的家屬等等。在階級鬥爭激化時期，這個人群被視為是“反動階級的社會基礎”。所謂“不純份子”是一個動態概念，隨不同的歷史時期而不斷擴大，在50年代有相對的穩定性，所指多為和舊社會有較多聯絡的人員，即在“革命群眾”和“敵人”之間比較靠近右邊者，例如：原國民黨一般黨員，三青團員，舊軍隊士兵（統指為“兵痞”），資本家，有海外關係者或仍與海外有聯絡者，1949年後去過港、澳又返回的人，散佈“反動言論”的城市底層人民，例如瀋陽市南市區三輪車伕胡某期盼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他說“來個痛快，換換空氣也不錯，再不然老百姓實在沒活路了！”他被定性為“講反動話的三輪車伕”＇ ＇ ，（因三輪車伕在1949前和三教九流熟識，故也“不純”）。
在50年代社會改造的洪流中，1949年前的市場就業方式已徹底改變，黨政機關，重要的文教單位，大型國有企業都建立了嚴格的人事審查制度，在歷次運動中受衝擊被處分的那些和舊社會有較多聯絡的人員根本無法進入，“歷史不清份子”“不純份子”只能集中在社會的一些底層行業或以出賣勞動力為主的行業謀生，這些行業計有：
城市圖書出租行業：1955年國務院通令整頓1949 年前出版的文字書籍，有關部門對天津從事個體圖書出租的從業人員開展了調查，天津市共有740個圖書出租戶，其中出租小人書的674戶，出租文字書的66戶，後者擁有的舊書共5萬3千冊，而需清理淘汰的書籍共4萬冊。天津市該行業的“不純”份子共171人，佔該行業人數總數的24％。1955年，瀋陽市從業人員共有551戶，其中有“政治歷史問題”的佔從業人口的24％＇ ＇。
城市人力板車運輸、騾馬運輸行業：1954年，南京市搬運公司共有4000多工人，其中4％為前國民黨官兵，包括少校、連長、工兵＇ ＇。
城市建築行業：據不完全統計，1953年廣州市建築工程系統700多幹部中，有反動會道門份子40人，國民黨員81人，三青團員23人。武漢市建築工程局980個幹部中，有四百多人有政治歷史問題。湖南省建築系統共有幹部1300餘人，但“階級異己份子”佔全部幹部總數的33％。鄭州市4300建築工人中，有一千多人有政治歷史問題＇ ＇。
城市廢品收購行業、謄印社、和城市私人補習學校行業：這三個行業也相對集中了較多的“不純份子”，50年代中期後，國家實現了教育資源的全部國有化管理，私人補習學校全部取消，部分人員轉入小學擔任教師或勤雜人員，或轉往城市中的煤炭店（煤球廠）砸煤基、送煤球。
由於政治分層決定了一個人及其家庭在社會上的政治地位，有“歷史問題”的人都對“階級敵人”的標籤避之不及，在這些人群中，有一部分人極力想改換自身的政治面貌。1953年為迎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召開，各地開始選民登記工作，成都市的一些“敵對階級”份子“千方百計想爭奪選舉權”：他們中的一些“大地主”，凡是直接或間接地與黨在歷史上發生過統戰關係的，便以此一律自封為“開明人士”；中小地主則稱自己為“小土地出租者”；曾任“偽縣長”的“地主份子”周仲青“竟無恥地偽造列寧的話說‘縣長是其他職業者’”，向政府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