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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權利;而當過“偽省田糧處處長”的地主胡連,竟說自己“當官也是勞動”,硬要選民證' '。
為了貫徹落實“階級路線”,“純化”社會環境,執政者在50年代中期將幾個大城市的“不純份子”遷往西北等邊遠地區。1952年,一些華東地區的“不純份子”被遷往新疆。當年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共有1161名學員被調往新疆,其中一百四十多人為嚴重“不純份子”,這批人在一年後仍未予以安置,主要原因是新疆各機關不願接收。因為這批人中90%以上為國民黨中統、軍統特務,其中12人曾分別擔任過國民黨政府內政部次長、國防部最高委員會參事、上海財政局副局長;有9人是省參議員和國民黨集團軍黨部書記等;還有37人是薦任科長' '。1955年10月,北京市將“不純份子”628戶,共2 696人遷往寧夏自治區各縣。在這批人中,真正的“階級敵人”只有15人,其餘是“說書的”;“打花鼓的”;“舊職員”;“偽官吏及家屬”;“錢莊老闆”;“袁世凱的六姨太及孫輩”等' '。
新政權在初建時期,高度重視對“舊知識份子” 和民族資產階級的改造,在開展了一系列針對知識份子的政治運動的同時,各地還創造出一些專門針對知識份子和資本家的改造形式和新詞彙,“思想剝皮”就是1955年內蒙創造的經驗,即對知識份子和資本家的階級背景和現實表現進行更深入的調查,“對重點人逐個全面分析,具體對待”' '。1955年,對上海資方人員335人調查的結果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