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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其中一半人成績在40分以下,有一入學考試題目為“《資本論》作者是誰?”,不少人答道:“右傾機會主義者”、“唯心主義者”、“美國人寫的”。另一題目為“事物發展原因是什麼?”有人答道:“是風吹日曬”' '。為了提高幹部文化素質,從50年代初開始,黨和政府任各地興辦了許多幹部速成中學,往一些大學開辦了幹部預科班,選拔了一些表現優異的工農兵和幹部作為“調幹生”進入大學學習,毛承認“許多同志胸襟狹隘”' ',“代表了農民的狹隘思想”;但毛又強調政治忠誠是第一的,“老實是首要條件”,其他可以學習改進' '。不言而喻,有戰爭和革命經歷的各級領導組織部門的負責幹部都明白,在和平建設年代“政治忠誠”和“老實”是難有具體衡量標準的,唯有依據階級出身才可予以識別和判斷。
三、強化革命專政和政治分層的細密化(1953一1956)
1953年後,伴隨國家快速進入社會主義,“階級出身論”進一步轉化為制度層面的措施。1953年是新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在這一年毛澤東廢止了新民主主義的路線,宣佈向社會主義過渡。在社會大環境方面,由於國家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在社會大眾尤其是青年學生和工人中間,充滿一種高昂的理想主義熱情,全國上下有一種向上攀升的精神氣氛;但是在另一方面,國家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控制日益加強,計劃經濟體制也初步確定,在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各類批判運動接踵而至。其高潮是1955年的“反胡風運動”和繼之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的“肅反運動”,使得社會上某種壓抑的氛圍也在逐步聚集。所有這些轉變及其批判運動,它的基本動力都是透過政治分層來實現社會動員。
新民主主義階段的終結使黨在國家政治和社會中所起的領導作用更加突出,加強黨的思想和組織建設成了重中之重,換言之,在執政黨內部實行了更為嚴格的“純化”政策。1955…1956年,全國黨政機關、軍隊和學校又開展了一場“肅反”運動,在“內層”和“中層”中又清洗出一批“異己份子”,其中包括那些在建國初期,隱瞞自己的階級出身,“混入”黨內和政府機關內的“嫌疑”人員。僅1955年一年就對機關、軍隊、企業的220萬人進行了審查,“查清了每一個人的過去,他的聯絡和情緒”,在這批人群中,有將近5%的人被視為是“不可靠份子(國民黨的偵察人員、外國間諜、反革命份子、流氓)' '。
在新幹部的任用提撥和選派留蘇生工作中,家庭出身問題成為首要考察條件,從工、農、解放軍中選拔優秀份子進入大專院校學習(調幹生)、雖未達到像挑選留蘇生那樣極端重視家庭出身的程度但調幹生的主體多為工農家庭出身。
1953年後,決策層初步形成一個基本判斷,這就是隨著加速向社會主義的轉變,敵對階級的反抗、破壞一定加劇。1955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局長許建國在政協上海市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講話中提到,計劃在5年內再鎮壓若干數目的反革命份子和各種犯罪分子,由於數目驚人,引起上海市工商界、知識界人士的異議' '。對於當時是否在敵對階級的大規模的反抗和破壞,現有資料無從證實,但根據各種資料反映,1953年後推出的“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運動”、“反胡風運動”、“肅反運動”等確實造成了部分城鄉人民和一部分知識界人士的強烈不滿。
1953年11月初,天津市實行麵粉統銷計劃,立即“遭到天津市部分資本家和反革命份子的諷刺和漫罵”,泰明鞋店資本家說“毛主席強,但全國沒有糧食吃”“總路線一公佈,和軍事管制一樣”' ' 。河北省的一些黨員幹部也為農民“抱不平”“喊冤”,說“政府對農民太苛刻了”“對農民又一次下手”' '。1956年,歷史學家、全國人大代表剪伯贊回湖南省常德老家視察,家鄉的父老向他哭訴有三分之一的人沒有飯吃,只吃樹皮、野菜、菜餅' '。毛和領導層或許就是將這種不滿言論視為是敵對階級的反抗和破壞,所採取的反擊措施還是強化階級鬥爭,其具體方法就是將政治分層進一步細密化,把前一階段出於策略考慮而暫時未於觸動的人員也劃入敵對階級範疇。
1953年後“敵對階級”範圍較前有了新的擴大,在原先的地主、反革命、反動會道門、土匪等之外,又增加了富農。1954年江蘇省一些農村吸收富農子弟入團,被批評為“階級意識模糊”,“階級立場不穩”' '。“反革命”的種類也有了新的增加,歷史上有一般的反共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