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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長期的戰爭環境下，從來就把清理內部，純潔組織看成是一項事關革命成敗、勝利果實能否保持的極為重要的問題，建國後，這又作為一項成功的經驗加以繼承與發展。事實上，建國後在黨和軍隊國家機關的清理本身都是歷次政治運動的重要內容。1952年3月劉少奇在向蘇聯大使通報情況時說：
審視出現的形勢，黨中來採取了清理黨的隊伍的堅決措施。所有犯有貪汙、腐化、官僚主義罪行的人，都被我們清除出黨。如果必要我們還不就此罷休。我們把所有這些人清除出黨，用忠誠可靠的人加強黨的隊伍，用來自工人階級、貧苦農民一方的積極份子和生產突擊手補充黨的隊伍。我們把嚴重腐敗份子、貪汙盜竊份子送上法庭，關入勞改營，投入監獄，而查明的罪大惡極份子則被槍斃。隨著這一運動同時還查明，解放戰爭時期投靠我們而很少經過考驗的那部分黨的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同我們在思想上格格不入，他們當中有的是地主、富農、商人、國民黨份子等人的子弟。這部分人在思想上同民族資產階級接近，所以他們一同民族資產階級接觸便產生了共同語言，走上了同民族資產階級完全合作的道路。＇ ＇
另據董必武向蘇聯大使說，在清理過程中，尤其要對1947年以後入黨，進入黨政機關的所有人員重點進行審查，“清理非常慎重。那些過去有不大的反革命罪行而後來參加了革命的人員仍留在原來的崗位上工作。對有懷疑的人員進行隔離審查。查明的敵人將被逮捕”＇ ＇ 。
站在列寧主義黨的角度和立場，特別是鑑於當時兩大陣營冷戰對峙的局面，執政黨加強內部的清理是符合其革命邏輯的。但是進入50年代，國家畢竟進入了和平建設時期，繼續沿用戰爭年代的思維，將不可避免導致在“對敵鬥爭”的政策和實踐上的“擴大化”。更重要的是，這種由對“敵情”過份估計而產生的極左的“純化觀”，它所造成的影響是全域性性的，這尤其表現在50年代初對各地原中共地下黨員的歧視性打擊方面。中共廣東地下黨在1947年成立的“人民解放軍粵中縱隊”，擁有一萬多人，內有大量的知識份子幹部，這支部隊為迎接解放軍南下，作了大量工作，但在建國後其成員普遍被視為是“可疑份子”。中共華南分局領導人陶鑄認為，“地方武裝不純”，“過去參加革命的人大多是地主、官僚資本家家庭出身的人”，其結果是，原廣東地下黨中的許多人都被清除出黨，或被戴上“地主”的帽子，少數人甚至被槍斃＇ ＇。而南方地區那些在革命勝利前夜參加迎接解放工作的原國民黨軍政人員，更被普遍視為是“投機革命”、“混入革命的反動份子”而在鎮反等運動中受到懲辦。1949年，湖南常寧有一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由在鄉舊軍官和士紳為首組成的“湘南遊擊隊一縱一支隊”，該民軍結合其他幾個進步組織，“不放一槍，未損一物”，在中共南下工作團和解放軍尚未踏進常寧土地之前，就和平解放了常寧。但解放後，除“司令”一人暫時留用，參與起義的舊軍官和士紳則基本上都被當成是“反革命”而遭到鎮壓， “直到改革開放後方被承認對革命事業的貢獻，得到平反，恢復名譽”＇ ＇。
陸定一在80年代初回顧黨對知識份子政策時，提到“農民進城”的概念，他說：“農民幹部進城，同知識份子結合——互相推心置腹，親密無間也是有困難的”＇ ＇，一方面是上級領導部門的極左的“純化觀”和片面強調工農出身的組織路線，另一方面是大批文盲和半文盲的幹部，兩相交集，對國家的經濟建設不可避免帶來了消極影響。建國初期，全國縣一級政權的領導幹部基本來自軍隊轉業幹部和調入的老區幹部，以及少數從當地運動中的積極份子選拔出的幹部，這些幹部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儘管當地都有一些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又曾積極參加迎接解放的進步學生，但一般都不會得到政治上的信任和重用，“個別大學生和多數中學生雖然一度被縣委暫時任用，不久卻又分化調離外地，剩下的又被相繼清洗出黨政部門。許多具體工作確實還要一點筆桿子，則藉故清出黨外，內部限制使用”＇ ＇。
挾勝利之威進城的革命者，用高昂的理想主義精神和分類排隊的方法管理社會，使得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的心理初步受挫，造成了知識份子心理上的某種“低氣壓”，一時有“中共各級組織重用庸才”的論調。對於這種情況，毛與中共中央都很清楚，在黨內刊物中，不時有關於農村縣區幹部缺乏馬列知識的報道。1950年福建省委黨校對375名縣級幹部和區委書記進行入學考試，60分之下有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