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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對知識份子反覆無窮的搞“排隊”，已成為組織人事、政治保衛、意識形態部門的基本工作。例如廣東省在1957年2月已對民主人士中作過一輪審查，到了7月又對該省民主人士和知識份子再次作出排隊，其結論是：
在245名民主人士中，左派69人（28．2％）、中左24人（9．8％）、中中79人（32﹒3％）、中右33人（13．4％）、右派40人（16．3％）；
在83名工商界人中，左派31人（37． 3％）、中左8人（9．6％）、中中22人（26．6％）、中右10人（12％）、右派12人（14．5％）；
在934名大專院校講師以上人士中，左派156人（16．6％）、中左133人（14．2％）、中中477人（51．1％）、中右124 （13。3％）、右派45（4．8％）；此項還另有大學生右派53人，職工右派6人；
在153名文藝界人士中，左派44人（28．8％）、中左28人（18．3％）、中中 43人（28．1％）、中右30人（19．6％）、右派8人（5．2％）；
在81名科學界人士中，左派20人（24．7％）、中左19人（23．5％）、中中23人（28．4％）、中右14人（17．3％）、右派5人（6．2％）。
在58名新聞界人士中，左派9人；（15。5％），中左9人，（15。5％），中中19人（32。8％），中右9人（15。5％），右派12人（20。7％）＇ ＇ 。
在全國被打成“右派”的數十萬人群中，有一部分是工農出身的黨員幹部，包括高階幹部，這反映“階級出身論”在反右運動後已有新的發展，這就是，僅僅血統純正或革命歷史經歷雄厚，已不能適應新形勢下對革命者的新的更高的要求，“成份好”還必須和思想正確相結合，在兩者之間，前者是必要條件，而思想純正則是充分條件，因為更多的事實證明，在判定“右派”時，家庭出身和歷史背景仍起到重要的作用，許多“家庭出身不好”，歷史經歷複雜，或有“海外關係”，在歷次審幹運動中都受到懷疑而查無實據者，雖然本人在運動中沒有任何“鳴放”言論，也被一勞永逸打成“永不翻身”的“右派”，例如原甘肅省幹部石天愛，在運動中沒有一句不當言論，就因為她是軍閥、漢奸石友三的女兒，就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被遣送到甘肅酒泉夾邊溝勞改農場勞教，類似石天愛的情況在當時是十分普遍的現象＇ ＇。
反右運動使毛澤東更加意識到“保持社會生活高度緊張”的必要性，在1958年黨的八大二次會議上，他號召全黨進一步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強意識形態領域的工作，他指出：
我們必須進行認真的研究和分祈，為什麼在13個省和自治區的黨組織中會出現右派份子。這對全黨來說是非常危險的訊號。“樹欲靜而風不止”。我們還應該認真關注這樣一個事實，最近已經查明在中小學教師中大約15萬人有右傾情緒和觀點。為什麼會這樣？我們為什麼會讓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來教育我們的青年？……最重要的是，要查明和揭露右傾情緒，對這些情緒進行無情的批判，向人民表明它們的危害性和危險性，在與右派份子鬥爭中提高人民的警惕性，我們不應該忽視在與右傾情緒鬥爭中出現的停頓，應該保持社會生活的高度緊張，這是查明可能生長在我們大地上的毒草的可靠保證＇ ＇。
體現毛澤東意志的反右運動極大地加強了知識份子對毛和國家權威的體認，毛趁熱打鐵，1958年又用階級鬥爭和群眾運動的方式推動大躍進，“階級出身論”藉助大躍進運動向社會各個角落滲透，以階級出身為基準的政治分層實現了全面的制度化。
大躍進運動期間，北京對公安工作發出新的指示，要求把全國“每一個角落都打掃一下”＇ ＇，其具體方法就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進一步展開內部肅反和社會鎮反運動＇ ＇。根據中央的指示，江蘇省委在黨政機關內部就開展第二批審幹工作作出部署。南京市玄武區對全區工業、手工業、財貿、文教、衛生、公安、中小學教員3124人進行了審查，經初審發現有33．2％的人需要進一步弄清問題。為此玄武區委在1958年2月成立了新的審幹辦公室，各系統成立了審幹小組＇ ＇。3月13日，玄武區又成立審幹委員會和肅反領導小組，由區委副書記兼任主任和組長。
1956…1957年，全國已經在機關、企事業單位、工廠進行了三次肅反運動，大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