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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工人”多指老工人，對老工人也要根據他的階級意識與現實表現來判斷他是否“先進”。萍鄉煤礦工人解放後娶的老婆，成份不好者達到10％以上，這樣的老工人一般就被認為是“落後”工人＇ ＇。如果老工人注意獎金、工資一類，則會被認為是 “經濟主義思想嚴重”，“思想覺悟不高”，也不會被劃入“先進”工人行列＇ ＇。“落後工人”則指青年工人，所謂“落後”是指青年工人受到“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怕苦怕累追求享受）的影響。1954年，無錫市慶豐紗廠團員女青年毛某某執意要和資本家結婚，團組織加以勸阻，毛某某卻說：“大家都不和資本家結婚，資本家怎麼討到老婆呢？”她被認為是“追求享樂”，“政治覺悟很低”＇ ＇。對於工人中的政治歷史和思想背景的差異，黨的領導層十分了解，鄧小平在1957年的整風報告中說，佔65％的新工人中，農民、學生、城市貧民出身佔一半以上，還有3％新工人是地、富、資產階級偽軍警和遊民份子，他提出，這些人的剝削階級意識和壞習氣尚未得到應有的改造＇ ＇。
政治分層造成一種新的身份制度，它與經濟收入之間並不一定存在著必然的連帶關係。1953年，城市中的資本家舊知識份子的中上層已被普遍視為是“不純”份子，但他們的經濟狀況仍是比較優越的。但城市中的下層，“不純”份子，如原國民黨低階軍政人員和中小學教師中的“不純”份子，他們的經濟狀況則相對較差。青海省有些小學教師工資低於工友＇ ＇。江蘇省揚州中學老師的平均月工資是30元，江蘇省阜寧縣將1949年前畢業的小學老師一律降薪至80％。有的人一個月只有幾元工資。在徐州、鹽城工作的一些原籍南方的教師，因工資低缺少路費，幾年不能回家，以至於有人要求轉業到政府機關食堂當炊事員＇ ＇。
有關資料顯示，50年代中期，全國範圍內的失業現象仍然存在，據調查，至1955年3月底為止，北京市有15萬青年沒有職業＇ ＇。上海市失業登記人員達304977人，其中“不純”份子佔很大比重＇ ＇。廣州市失業人數較少，僅為4萬多＇ ＇。其中一些為“不純”份子。在集中“不純份子”較多的行業中，除建築部門的技術或重體力工種外，一般從業人員的收入都較低。毛澤東用區別對待的方式，分化敵對階級和“不純”份子，用金錢來剝奪城市資本家和知識份子的政治地位，但對底層“不純份子”則輔之以經濟收入的限制。
正因為階級鬥爭“一抓就靈”，1955年又搞出大批反革命，加之1956年“三大改造”取得勝利，毛澤東的信心大大增強，1955年中共八大宣佈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已經過去。同年對知識份子的政策作出重大調整，其中重要一環是出身非無產階級家庭的高階知識份子也可以入黨。此舉具有重大意義，由此，將具有命定論色彩的“階級出身論”開啟了一個缺口。1955 年12月，清華大學劉仙洲教授入黨，為建國後著名高階知識份子入黨第一人。而在這之前，黨組織的大門對高階知識份子基本是關閉的。據統計，自1949—1955年，南京市九所高校，沒有吸取一位教授入黨＇ ＇。陝西省八所高校共308名教授、副教授中，也沒有發展一名黨員＇ ＇，雲南大學的情況也是如此＇ ＇。劉仙洲的入黨在知識份子中帶來很大的影響，因為現在轉變階級出身已有可能。劉仙洲入黨後，全國高階知識份子中出現了踴躍申請入黨的熱潮。四川西南師範學院某教授甚至寫了九萬字的入黨申請書，詳盡地交代了自己的歷史和思想。
概而言之，毛澤東在領導進行深刻的社會改造過程中，採取一系列措施推動“階級出身論”的制度化，但又在具體落實中注意掌握分寸，進行適時的調整，這種有張有弛，剛中有柔的情況在1957年“反右運動”後發生了徹底的改變。
四、追求全面“純化”的新世界（1957…1965）
1957年夏全面展開的反右派運動使黨和國家的航路向極端的方向急速轉變。毛澤東以“右派向黨瘋狂進攻”為由，廢止八大路線，將階級鬥爭的烈火重新燃起，並使之越燒越旺。
反右運動的重點打擊物件是民主人士和知識份子，鬥爭的基本策略和方法仍是延續過去的經驗，這就是結合知識份子和民主人士的現實言論和歷史的背景，在新的階級鬥爭激化的形勢下，對他們進行新一輪的左、中、右，甚至是更深入、更細密化的“中左”“中中”“中右”、“極右”的政治劃分，然後依據不同情況，對其中的“右派”加以嚴厲的懲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