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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前期，不斷強化的階級鬥爭的攻勢，是由毛澤東和劉少奇共同領導和部署的。從1962年下半年始，毛澤東頻頻發出有關加強階級鬥爭的大量指示，對劉少奇等施加極大的精神影響，迫使他們接受、貫徹自己的各項指示，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等，對於毛的有關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並無真正的牴觸，他們唯一希望的僅是將階級鬥爭的野火阻隔於黨的高層領導圈之外，而不反對在黨的中下層和社會上大搞階級鬥爭。劉少奇等也不反對在幹部人事領域突出軍人，貶抑知識份子，儘管他們不是軍人出身，但歷史上都曾長期在根據地擔負黨政軍領導工作，因而，“軍人至上”不會對他們及其家屬構成危脅。劉少奇等實際上是組織領域內 “純化政策”的具體實施者。1964年9月，經中共中央批轉全國的《一個大隊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經驗》（即《桃園經驗》），是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在河北省農村“蹲點”的經驗總結，該文經劉少奇多次修改，體現了劉少奇的基本思想，全篇滲透著對階級出身問題的強調，充滿濃厚的“純化”精神。劉少奇、王光美的觀點在中央領導層有廣泛的代表性，負責中央宣傳、教育工作的陸定一也有類似“純化”的觀點。60年代後，農村中的地富子弟入中學已較為困難，但中央政治局侯補委員、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陸定一卻先虛構出一個地富子弟“翹尾巴”的假問題，陸指示可以用“半工半讀，半農半讀這個方式來改造地富子弟”，其前提是，地富子弟應在政治上表現積極，“如果他們的尾巴翹得老高，貧下中農說我就不吸收你，你要請求，我才收，那也可以”＇ ＇。
當空氣中已四處瀰漫階級鬥爭的火藥味，一根火柴就可燃起沖天的烈焰，就在陸定一說出那些話後不久，“四清運動”尚未結束之際，一場更大規模的，追求“純化”更高境界的政治運動，——以揪鬥“地富反壞右”，“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國民黨殘渣餘孽”為先導的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到來，劉少奇，陸定一等未曾想到，自發很快也成為“階級敵人”，甚至是千夫所指的全國最大的“階級敵人”，其家屬子女也遭到株連和殘酷的迫害。
結論
“階級出身論”在新中國的興起與發展是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的，它的思想背景是馬列的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但是“階級出身論”並不是一套完整系統的理論，甚至不符合原典馬克思主義，事實上它更接近於中國歷史上的“父債子還”、“株連九族”的傳統。原典馬克思主義認為，應根據人們所處的經濟地位，即佔有生產資料的多寡來考察階級關係，家庭出身和思想狀況不能成為確定階級屬性的標準。原典馬克思主義也不主張根據人們的階級出身來有差別地給予不同的政治和經濟待遇。正因為原典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中“階級出身論”現象存在著矛盾，從瑞金——延安時代起，中共的意識形態從未正面論述過“階級出身論”的合理性問題，它只是依存在階級鬥爭理論的範疇下被宣傳和普及。在爭取中國共產革命勝利的階段，它是一種動員手段，其目的是建立共產黨的階級和社會基礎。革命成功後，執政黨又以此意識和原則對敵對階級進行政治清算，改造和重建社會。但在和平建設時期，繼續沿用甚至強化“革命”時期的這套意識與原則，遲遲未能建立起體現人道、平等、公正等普世價值的現代法律框架，這就不可避免地給社會和廣大民眾的身心造成嚴重的傷害。毛澤東之所以長期堅持這套原則和意識，除了它曾經是一種行必有效的革命新傳統，而且也與他的“純化觀”有關，因為推行這套原則及意識，可使黨內和社會保持長期緊張，有助於建成一個高度一體化的國家結構，而這種結構就是毛澤東所理想的實現了無產階級全面專政的新社會。
“階級出身論”與蘇共的關係也需具體分析，早期中共雖受到蘇共“唯工農階級至上”的影響，但中國國內的因素更為關鍵，1928年毛澤東在江西井崗山就開始了“洗黨”，當時蘇共經驗還未傳來，在選用蘇共經驗時，毛澤東一切以實用為前提。1953年後蘇聯開始“解凍”，毛澤東反而加緊階級鬥爭，因為階級出身，政治分層有利於維護專政秩序。但毛澤東始終沒有走到柬埔寨紅色高棉極端主義的地步，在他那裡，所有的理論和政策都以利害關係為出發點，一旦可能危及他的政治上的戰略部署，毛澤東就會修改和調整政策。
毛澤東的“純化觀”與斯大林的“肅反”有著明顯的差異，斯大林對其認為的反對力量或潛在的反對力量全部或大多施以肉體消滅；毛澤東則主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