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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壓一批，而用“階級出身論”動員群眾，分化敵人，將敵對階級份子分散於群眾之中，以分而治之，並透過對他們出不斷打擊，把他們“作為反面教員”來“鍛鍊教育人民”。斯大林“清洗”的藉口簡單（“叛國”、“間諜”、“反動富農”），毛澤東則有較豐富的理論，在階級出身的基礎上又發展到“立場”、“思想正確”、“過關”（革命關、土改關、社會主義關、文化大革命關等等）等一系列概念，即使血統純正，但思想不純正，也仍然會成為被鬥爭和鎮壓的物件。
以紅色恐怖形式出現的階級岐視，在文革初期發展到登峰造極，完全取消了“革命物件”的基本權利，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壓迫，“階級出身論”至此完成了向“階級血統論” 的轉換。“階級出身論”和“階級血統”論有著共同的思想基礎，只是“階級血統論”更具暴力性和命定論的色彩。儘管如此，“階級出身論”和“階級血統論”與種性制度仍有所區別，這不僅表現為，在長達數十年間，主流意識形態始終未對此意識和原則作出正面肯定的論述，也在於每當“階級出身論”和“階級血統論”趨於沸點時，毛澤東都會予以一定的降溫，在不斷追求 “純化”的大前題下，為了“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化消極力量為積極力量”，每隔若干年，都會小幅舒緩一下由極端強調階級出身問題而造成的社會緊張，從而避免走向完全的極端主義。1966年 9月後，紅衛兵在“紅八月”下旬針對“黑五類” 的亂打亂殺的現象在北京市得到遏制，隨著運動方向的轉移，北京市中學高幹子弟組成的紅衛兵組織“聯動”和“西糾”對“中央文革”執行的毛澤東“批判黨內走資派”路線產生牴觸，由此，江青、陳伯達等對“聯動”、“西糾”和“血統論”提出了溫和的批評，在此背景下，才有出身不好者組成的群眾組識的產生。1972年後“階級血統論”趨於緩和，毛澤東提出“可教育好的子女”的概念，其重點是改善在“文革”由受衝擊的幹部子女的境遇，在此政策下，一批老幹部的子女進入部隊、大學，對非革命血統家庭的子女，雖在就業、升學、升遷等問題上繼續歧視，但比“九一三”事件前有所緩和。
70年代中後期“階級出身論”——“階級血統論”己走到盡頭，由於“文革”中階級鬥爭的打擊面不斷擴大，國人很少不被直接或間接打擊，尤其是原先血統和思想都純正的領導幹部及其家屬、子女，在暗濤洶湧的 “文革”中也整體沉沒，在瞬間成為了新的“階級敵人”遭遇到和過去的地主反革命一樣的凌辱、歧視，至此，“階級出身論”和“階級血統論”的荒謬性已充分暴露。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和國家宣佈停止“階級鬥爭為綱”，實現全黨工作中心的轉移，“四化”、經濟建設已成為動員和組織原則，“階級出身論”遭到全民的厭惡，與階級鬥爭相隨相依的“階級出身論”最終走向終結。
註釋
19。高華：在歷史中求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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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外交部檔案館對外開放了一批建國初的外交檔案，總數達1萬餘件，這是我國在資訊公開化方面與國際通行規則接軌的一項重要舉措，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尤其是學界的充分肯定和歡迎。其實，早在1987年9月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就透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規定：從1988年1月1日起，開放1949年以後的三類檔案：清代檔案、民國檔案和中共檔案。同時規定，1949年以後的檔案從形成之日起，滿30年分期分批開放。在這之後，有關部門整理、出版了一些黨和國家歷史的檔案資料集和專題文獻集，這些公佈的歷史資料都受到研究者的高度重視。
眾所周知，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檔案是歷史研究的第一手資料，最為寶貴和重要。在強調檔案重要性的時候，也要對其作具體分析。因為有關當代史檔案的背景較為特殊，前30年不間斷的政治運動對檔案的形成、檔案的內容都有很大的影響。例如：許多檔案中的幹部的交代、反省，並非完全出自自願。《顧準自述》一書是根據類似於檔案的原始檔案而編輯出版的，均為顧準在文革期間的交代材料，許多為自誣之詞，如果以此來判斷顧準在文革中的思想狀況，可能就會有較大的出入甚至偏謬。所以，應該重視檔案，同時也應對檔案進行鑑別和分析，因為任何資料，都離不開研究者的消化和分析，如果檔案一切皆可信，只需把檔案資料排例一下就可以了，但那不是歷史學，充其量只是歷史資料彙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