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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重新“劃分敵我”的極為複雜的社會分層工程。
1962年後，在知識份子政治類別問題上曾經出現的缺口，即知識份子透過入黨就轉變為無產階級，又被翻轉過來，換言之，無論是否黨員，知識份子都被認為是屬於資產階級。這裡原先有幾個界限：出身剝削階級家庭的老知識份子，一入黨就轉變成了無產階級；1949年後培養的工農出身出知識份子，一入黨更是無產階級。但是在1962年後，他們都被整體劃入資產階級，其理由是：1、舊知識份子即使入了黨，也是不可能真正轉變的，他們中的某些人，實際上是“老反共份子”（毛澤東對吳晗、翦伯贊等的看法，劉仙洲、梁思成皆屬此類）。在這之後，清除或勸退了某些老藝術家出黨，如在1964年開除了著名藝人小白玉霜的黨籍。2、工農出身的知識份子黨員，只要受過系統的學校教育，就一定會受到資產階級和蘇聯修正主義思想的影響而產生蛻變。
這種認識最早在1957年反右運動後出現，自那時起，社會上就瀰漫一種鄙視、蔑視知識份子的濃厚的空氣。湖南常寧的農民甚至稱知識份子為“雞屎份子”＇ ＇。1958年劉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正式提出“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是剝削階級”的論斷（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世界觀上都屬於資產階級，而資產階級就是剝削階級），首次把毛澤東對知識份子的更為苛刻的新觀點以黨的理論新概念的形式公之於眾，在當時就受到某些知識份子的質疑。復旦大學中文系主任朱東潤說，高階知識份子普遍對劉少奇的論斷“感到觸目驚心”＇ ＇，浙江省民盟有些人更是直接提出，“從意識上確定剝削階級是不妥當的”＇ ＇。即使在工人階級中，也有人不贊成劉少奇的這個新論述，1958年天津市部分職工就“對把知識份子劃成剝削階級感到接受不了”＇ ＇。然而這些看法根本未被考慮，相反，對知識份子的整體性的否定評價已從過去的半公開，迅速演變為社會的公開的主導性意識。雖然在1962年初，因嚴重經濟困難，劉少奇和中共中央一度調整了對知識份子和原工商業人士的政策，但在毛澤東的壓力下，1962年下半年後各項政策又全面轉向“以階級鬥爭為綱”，對知識份子的否定更上升一級，進而深入到對黨員知識份子的否定。只是在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1962…1965年，各級黨組織對已入黨的知識份子的態度仍相對和緩，具體政策由黨委在內部掌握。
在這一階段，政治分層進一步深入到革命隊伍內部。對原有的幾個革命階層：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也進行復雜的分層。與60年代初林彪在國內政治生活中的影響急速增長相適應，軍人的政治地位直線上升，在四個革命階級中，最高階層為革命軍人。在革命軍人中，工農出身的軍人、軍中政工幹部的地位又高於知識份子出身的幹部和軍中技術幹部。產生這種差別的主要原因在於毛澤東在這個階段對軍隊、對軍中政治工作的極端重視以及對主持軍隊工作的林彪的信任。毛相信軍隊幹部受到劉少奇的影響較小，工農出身的軍隊幹部在抵拒國際共運修正主義思潮的態度上也更為堅決。1959年後，江蘇省委常務書記劉順元因對大躍進態度消極，多次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軍人出身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對其部下說，劉順元“是黨內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毛主席是相信我們軍隊幹部的”＇ ＇。
隨看毛澤東對劉少奇和黨機關不滿的加劇，革命幹部在原有的政治排行榜的地位已讓位於革命軍人，而處於第二層次。在革命幹部中也劃分出不同的梯級：軍隊出身轉業到地方的幹部，在政治地位上高於知識份子出身的幹部，軍人出身的幹部一般都被安置在首腦機關和公安政法等要害部門。去過解放區的知識份子幹部又高於原地下黨幹部，這又反映了革命政權的性質與特色，即新政權的基礎來源於軍隊與農村。在革命幹部的最底層，是40年代後期地下黨出身的知識份子幹部。因為30年代的白區幹部許多人以後進入根據地工作，被認為經受過戰爭的考驗和鍛鍊。40年代後期己是革命勝利的前夜，在這個時期參加中共的知識份子幹部既未經過延安整風審幹運動，又未受過殘酷的戰爭考驗，因而無法與前幾類幹部並列。在單位類別上，黨委系統、公安政法部門的幹部蒙受黨的信任度較高，政府、經濟建設部門的幹部次之，文教單位的幹部蒙受的信任度最低。
在60年代特定的時代氛圍下，伴隨著“備戰”的升溫和“大三線”的建設，在產業工人中，軍工企業的工人，無論在政治地位、經濟收入方面，都高於一般大廠的工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