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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年代前期的社會分層再確定的工程中，“階級出身論”藉助於意識形態傳媒的鼓動，尤其透過“四清”運動得到不斷強化，形成一種巨大的精神氛圍，最終為文革期間“血統論”的大氾濫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基礎和傳播的土壤。
從1963年開始，一場“階級教育”運動在全國平地掀起，“階級教育”運動的主要內容是開展“三史教育”（家史、村史、廠史或廠史、社史、街道史），以激發廣大幹部群眾對舊社會的仇恨和對新社會的熱愛，此即所謂“憶苦思甜”。在“階級教育”運動中，對“雷鋒精神”提出了指導性的解釋，這就是：“對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敵人像嚴冬般殘酷無情。”這個概念其實產生於革命戰爭年代，謝覺哉在1939年3月給中央黨校學員作報告時即提出，共產黨員“對敵人應無情”，“對敵人饒恕即是對革命的摧殘。同志間熱哄哄，對敵人冷冰冰” ＇ ＇。為了配合“階級教育”，從1963年 5月起，全國各省、市、地、縣普遍舉辦階級鬥爭展覽，烘托出資本主義復辟的恐怖氣氛，其中最典型的是四川大邑縣的“收租院展覽”。在這些展覽館中，一般都收有地主殘害農民的刑具和地富收藏的“變天賬”。以後這類陳列大多改為永久性的展覽館，以提醒人們世世代代“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
從1963至1965年，宣傳媒介不遺餘力地向社會各階層人民密集灌輸階級鬥爭的觀念，不斷推出一個個面目猙獰，時刻夢想復辟資本主義的“階級敵人”形象。在林林總總的新老反革命圖譜中，既有老反革命、老地主和地主婆，也有被敵人腐蝕拉攏、蛻化變質的“新生反革命份子”，更有形形色色的資本家和小業主。所有這些“敵人”都有下列的共同特點：1、時刻準備復辟資本主義，向工農革命幹部進行階級報復；2、時刻與革命力量爭奪下一代。60年代初中期推出的電影：《千萬不要忘記》、《奪印》、《青年一代》、《箭桿河邊》等，都具有上述型別化的特點，當時，這些電影在全國城鄉被反覆上映。為調動普通群眾的階級鬥爭意識，還興起了“大講革命故事、大唱革命歌曲、大演革命現代戲”的熱潮，其目的都是為了教育群眾“站穩階級立場”，“提高階級覺悟”，“激發階級仇恨”，使得“階級出身論”的意識幾乎燃到沸點。
1964年“四清運動”全面開展後，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各級黨組織向包括黑色部類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宣講了幾個有關社教的中央檔案（《前＋條》、《後十條》、《二十三條》），其宣講範圍甚至擴大到初中三年級以上的學生。根據階級鬥各的觀念，為了體現“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的原則，對於黑色部類也劃了不同的槓槓，做了詳細的區分：
1、將被殺、關、管家屬與一般五類份子家屬區別開來，對前者實行更嚴厲的監督與防範。
2、將戴“帽”的敵人與不戴“帽”的嫌疑人群劃分開來，對於不戴“帽”的內控物件和摘帽右派，採取相對溫和的態度，使他們獲得某種優越感，從而更嚴厲地震撼戴“帽”份子。
3、將反革命份子與壞份子、地主與富農再區別開來，重點打擊反革命份子和地主份子。
而落實這些精神的具體途徑；就是透過開展“新舊社會對比”的“憶苦思甜”的運動。一年後，各省又紛紛召開 “貧下中農代表大會”，成立各級“貧下中農協會”，出席貧協會議的代表在各地進行巡迴演講，大作“憶苦思甜”的報告，以幫助人們“狠挖修正主義根子”。
在推行“階級教育”的持久運動中，1964年冬，中共中央批轉教育部報告，佈署在全國中小學開展“階級鬥爭教育”，加速“培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而成為接班人的首要條件就是“成份好”、“出身好”＇ ＇。《中國青年報》宣稱，中小學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正在與黨爭奪接班人，工農、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子弟在學校遭受歧視＇ ＇，使“階級出身論”空氣迅速瀰漫於各類學校。至此在各級學校內正式又劃出了兩類群體：“根正苗紅”的工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子弟（“自來紅”），和身上烙有反動階級烙印的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子弟（“自來黑”）。伴隨著紅色血統崇拜的不斷升溫，高幹子弟作為一種新的社會群體已顯現於各類學校。
60年代的“高幹子弟”概念，是從50年代的“幹部子弟”概念而來的，在革命戰爭年代，為了照顧在前線的軍隊領導同志，使之擺脫後顧之憂，專門設立了幹部子弟學校。建國初，這個傳統延續了下來，各地都辦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