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首富沃倫·巴菲特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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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告訴他說現在天堂裡有足夠的地方了。巴菲特說道：

這個勘探者猶豫了一下，“不，”他說，“我想我該跟餘下的這些人一起去，也許在謠傳的背後會有些真實的成分。”

巴菲特是從本。格雷厄姆那裡聽來這個故事的，但直到很久以後，他才以書面的形式表達了出來，在投機時代裡，這個故事顯得十分貼切。業績基金在這些“故事”股票上大做文章。也就是說，這種股票是包含著一種簡單的概念（比如“地獄裡發現了石油”），它很快就會被消化領會。“國家學生交易”就是這樣一個臭名昭著的例子，它以6美元的價位向公眾發售，而在一年之內就價值82美元。

國家學生交易是科爾特斯。威斯利。蘭德爾頭腦的產物，它是一個由30幾個以服務於高校學生為宗旨的企業聚合在一起形成的。比如說：書、筆記本、青年航空費用等。就這樣，他將公眾對公司集團的狂熱心理與一個新奇的“故事”——青年人，結合在了一起。此外，蘭德爾這個該死的銷售商，對證券分析家們甘言奉承，帶著他們到自己在弗吉尼亞的城堡裡旅遊，還在他的噴氣式飛機上給他們通電話。每年，蘭德爾都預測一個三倍的贏利率。

而每次，他都達到了他的目標——儘管沒有公司會計師的某種協助，他也能

達到這個目標。華爾街很信任他，而且把股價推到了140美元，有人不禁想起了加爾佈雷斯的評論，“也許值得去為瞬間的富有而長期地忍受貧窮。”

至於銀行家信託公司，摩根信託公司以及哈佛捐贈基金也都買了蘭德爾的股票。

人們感到奇怪的是這些富人的典範會如此易於受騙。答案就在於他們都害怕被落在後面，他們所面對的選擇是：要麼買進流行的股票，畢竟它正在開值；要麼是冒險暫時落後於人。而那些落在後面的人，甚至在一個季度或兩季度裡都無法追加新資本，對於處於投資時代的資金管理者而言，這裡沒有第二次機會。

1967年麥喬治。邦迪的一篇評論具有分水嶺的意義。邦迪是福特基金的總裁，同時也是保守主義的極好代表人物。邦迪嚴格地給他手下的捐贈基金經理們佈置了任務——這些任務不是擔心過於大膽，而是擔心勇氣不夠：

我們初步的印象是，長期的謹小慎微對我們學院所引起的損失比因魯莽或承受過度風險引起的耗費要多得多。

這句話令華爾街震驚。如果福特基金都鼓勵人們敢於承擔更多的風險，那麼還有哪種信託業務要如此膽怯畏縮？此外，身為前任國家安全顧問和越南戰爭締造者之一的邦迪以行為來支援自己的言論。他大肆揮霍基金的收入，寄希望於他能透過在市場上的精彩運作來彌補資金的短缺。他對《幸福》雜誌是這樣說的，“我也許會錯，便我決不遲疑。”

到了1967年10月，在邦迪的通諭被世人皆知之後數月，巴菲特像是一個教皇的反對者一樣發表了自己的一份宣告，他不像邦迪那樣自信，實際上巴菲特別的什麼都沒有，有的只是疑心。合夥人企業有6500萬財產，但他該把它們投向何方呢？好的交易都成為了過去，遊戲也發生了變化。

華爾街更為迅速地下著越來越多的賭注。巴菲特告訴他的合夥人，的確這種充分發揮自己潛在能力的遊戲會非常有賺頭。同時，這些時髦的股票確實還會繼續上漲。但是，巴菲特“確信”，自己不能把這些股票做好，他也並不想去嘗試一下，他可能去做的不是要證明價格如何荒唐，而只能是對別人的一種說服。

當遊戲不再以你的方式進行時，只有人才會說新的方法是統統錯誤的，必然會導致麻煩的等等。過去，我曾對別人的這種行徑無比蔑視，我也曾目睹那些按過去經歷——而不是按現在情況來評估條件的人們得到了什麼樣的懲罰。我和現在的條件基本上是步調不一致的。但在一點上，我是清醒的：我沒有放棄從前那種我理解其邏輯性的方法，儘管這有可能意味著放棄輕而易舉可以得到的利潤來接受一種我沒有完全理解，沒有成功地應用於實踐，以及有可能會導致資本產生重大且有永久性損失的方法。

有些僱員謊稱“狼來了”而被合夥人解僱，這些合夥人都從事空頭交易，因為令人震驚的現實擺在面前：巴菲特將他擊敗道。瓊斯指數的目標降低了10個百分點。從現在起，他將朝一箇中等程度的目標奮進：每年贏利9％或是超過道。瓊斯5個百分點——任何一個目標都比以前降低了。那些有更好機會的合夥人都“理性”地決定離開他。“而且您一定相信我對這樣的決定表示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