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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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翻閱。因此，許多軍政要員為了提高自己的聲望，總希望在《大公報》上露露臉，不少要員甚至親自帶上紅包登門拜訪總編輯王芸生，但無一例外遭到嚴辭拒絕。戴笠派人送的重禮，甚至被扔出了家門。

王芸生曾說過：“我作為一份民間報紙的發言人，要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我才有獨立的發言權，我才有資格說真話，對國民黨才能嬉笑怒罵。同時，待國共雙方都必須一樣，是我一貫的原則。”

在國共兩黨的夾縫中，他始終堅持獨立的民間立場，不僅不斷地批評當政的國民黨，也沒有放棄對共產黨的批評。1945年11月，他發表《質中共》社評，呼籲和平，《新華日報》第二天就發表《與大公報論國是》的社論，進行嚴厲駁斥；次年4月，他又發表《可恥的長春之戰》社評，《新華日報》則針鋒相對，於兩日後發表《可恥的大公報社論》，予以反駁。

據王芝琛介紹，在1948年王芸生應毛澤東之邀赴解放區之前，曾專門請人找來《解放日報》，翻看了其中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一文。當時他說：“這就要挨槍子兒啊，那我過去豈不是要挨800個槍子兒？”

上世紀40年代曾有人這樣評價：“王芸生的文章為世人所傳誦。他立言的長處是常以國家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場，說一般人民所要說的話。”事實上，這也正是《大公報》的理念之所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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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芸生：徹頭徹尾的新聞人（2）

其實，給予《大公報》最高評價者，恰恰是解放前的毛澤東。1945年，毛澤東飛抵重慶，與蔣介石進行舉世矚目的和平談判。期間，他曾兩次約見王芸生，單獨交談甚久。後來大公報館回請毛澤東，宴會後，毛澤東當場為《大公報》題詞：為人民服務。

張季鸞：“民國故報人”（1）

張季鸞（1888－1941）陝西榆林人，新記《大公報》創辦者之一、首任總編輯，民國時期最具聲望的報人。

被《大公報》老人、歷史學家唐振常感慨為“於大公報研究卓然成家”的王芝琛，很篤定地認為，1941年8月19日發表的《我們在割稻子》，是《大公報》乃至中國報界在抗戰期間最出色的社評之一。

在病榻上接受記者採訪的王芝琛，說起當年從父親王芸生口中聽到的有關這篇社評的醞釀情景時，有些激動，瘦削的身體微微顫抖著。

1941年，日軍對陪都重慶發動大規模轟炸。社評發表前一天，王芸生去探望已病入膏肓的張季鸞，與他談起敵機轟炸的事。王芸生嘆氣道：“最近重慶很沉悶，我們何以報國人啊？”張季鸞說：“芸生，你只管唉聲嘆氣有什麼用？我們應該想個說法打擊敵人。”王芸生回問：“敵機來了毫無抵抗，我們怎麼可以用空言安慰國人打擊敵人呢？”

突然間，本已極度虛弱的張季鸞擁被而起，興奮地說：“今天就寫文章，題目叫《我們在割稻子》。就說，在最近十天晴朗而敵機連連來襲的時候，我們的農民在萬里田疇間割下黃金稻子，讓敵機儘管來吧，讓它來看我們割稻子。抗戰到今天，割稻子是我們第一等大事。有了糧食，就能戰鬥。”

次日，《大公報》發表王芸生執筆的社評《我們在割稻子》。此後18天，張季鸞病逝，終年53歲。

張季鸞在遺囑中稱：“餘生平以辦報為惟一之職業。自辛亥以還，無時不以善盡新聞記者天職自勉，期於國族有所貢獻。……”

一介報人的亡故，卻驚動了當時國共兩黨的最高層。蔣介石唁電中稱：“季鸞先生，一代論宗，精誠愛國，忘劬積瘁，致耗其軀。”毛澤東、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吳玉章、林伯渠的聯名唁電稱：“季鸞先生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驚聞逝世，悼念同深。……”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的唁電則稱：“季鸞先生，文壇巨擘，報界宗師。謀國之忠，立言之達，尤為士林所矜式。……”蔣介石、周恩來等國共要人，親往喪禮弔奠。

張季鸞靈柩後公葬於西安，碑銘中對他的定位也許是遵循他遺囑之意，異常簡略，並未“呼應”他身後的極盡哀榮，僅曰：“中華民國故報人榆林張季鸞先生”。

王芝琛告訴記者，他聽說，這塊墓碑已在“文革”中被砸成了碎塊。

張季鸞的侄兒、《大公報》名記者高集曾這樣評價自己的姑父：“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報業老闆，而是個真正的報人。”

這個報人，1913年初創辦北京《民立報》，該報訊息靈通、言論犀利，備受各方矚目。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