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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臺後，在某次北大週年紀念時，傅斯年在演講中稱：“孟鄰先生學問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辦事卻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學問比不上胡適，辦事卻比胡適高明。蔣夢麟聽後笑言：“這話對極了。所以他們兩位是北大的功臣，我們兩個人不過是北大的‘功狗’。”
這位“功狗”執政北大，是如此辦事的：上任之初，他即叮囑文、法、理三學院的院長：“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新人，你們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國挑選教授與研究的人才。”願承擔辭退舊人這種得罪人的事，正應了蔣夢麟的自我評價，說自己平生做事全憑“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處世，以鬼子辦事。所謂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學務實的精神辦事。所以胡適讚揚蔣夢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擔當”的校長。
北大經費困難時，蔣校長一力擔當，鼓勵眾人：“至少也要維持北大的生命，決不讓他中斷。”北大召開教職員全體大會，議決若政府不兌現撥款，則關門了事，蔣校長沉痛發言：“如果主張關門，自無用說；若大家仍要維持，我雖則能力已盡，但是為著本校的維持，我仍舊願負這責任，雖生死以之可也。”
1959年，蔣夢麟因在臺灣提出節育人口的主張，遭立法委員及輿論的圍剿，甚至有“殺蔣夢麟以謝國人”之口號。這位前北大校長在記者招待會上公開表示：“我現在要積極地提倡節育運動，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節育而闖下亂子，我寧願政府來殺我的頭，那樣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減少我這一個人！”
同年，海峽對岸，時任北大校長的馬寅初在一片批判聲浪中發表《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呼籲控制人口增長、提高人口素質。此文有一篇“附帶宣告”，其言鏗鏘：“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槍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
王芸生：徹頭徹尾的新聞人（1）
王芸生（1901－1980）天津人，《大公報》第二代總編輯，自稱“徹頭徹尾的新聞人”。同時，著有七卷本《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被稱為有影響的日本問題研究家。
2004年8月6日下午，記者到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家中拜訪。客廳牆上掛著趙樸初的手跡，那是他為老友作的輓詩，其中有“人海燃犀嘗燭鬼，論壇主筆仰扶輪”兩句。
在王芝琛的回憶中，父親一生中最驚心動魄的一場“燃犀”之光，卻並非為了“燭鬼”。那火光映照出了父親的悲劇。
那是“文革”中的一團火，不大，只在王家的衛生間裡。王芸生燒掉了自己40餘年從未間斷的日記，足足有好幾大箱。“汗和淚都有，滴在日記本上。然後是大滴大滴的鼻血，不停地淌下來。”王芝琛回憶說。
有關方面讓王芸生寫1949年前《大公報》的歷史，遭王婉拒。後來來人透露“這是毛主席的意思”。王芸生違心寫下長篇回憶錄《1926年到1949年的舊大公報》。王芝琛說：“後來我看了，簡直是心驚肉跳，那就是往他自己和大公報頭上扣屎盆子啊，一盆一盆的！”有知情人士告訴過王芝琛，當時的中央領導人曾私下指示：不把《大公報》批倒批臭，無產階級新聞觀就立不起來。
王芸生晚年極為悔恨自己參加了那場對《大公報》的“圍剿”，尤其涉及對前任總編輯張季鸞的評價。他說：“對季鸞，於師於兄於友，我愧對他了。”在他彌留之際，手裡拿著一張白紙，嘴裡喃喃地說，“寄給他，寄給他，我的白卷……”
這個在生命盡頭認定自己留下“白卷”的人，曾用他手裡那支“仰扶輪”之筆，影響過中國整整一個時代。
1937年11月，日軍佔領上海，要求在租界裡出版的《大公報》送檢。《大公報》拒絕，於限期前一天，斷然停刊。在停刊號上，王芸生撰寫社評《不投降論》：“我們是報人，生平深懷文章報國之志，……到今天，我們所能自勉，兼為同胞勉者，惟有這三個字———不投降。”
1941年12月，王芸生髮表《擁護修明政治案》社評，披露香港淪陷之際，“逃難的飛機竟裝來箱籠、老媽與洋狗”的醜聞，還揭開了外交部長郭泰祺國難當頭竟以鉅額公款購置私人豪宅的黑幕。他指出：“我們輿論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溺職”。此文一出，當天蔣介石就罷免了郭泰祺。而孔二小姐的醜聞則引發了昆明、遵義等地大學生反對孔祥熙的###。
當時，國民政府的大小官員都知道，蔣委員長每日必讀《大公報》，辦公室、客廳和衛生間各放一份，以備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