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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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披露袁世凱“善後大借款”內幕，震動全國，當晚他就被投入監獄。

這個報人，1918年擔任《中華新報》總編輯期間，因披露政府以膠濟鐵路為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訊息，激怒了段祺瑞，再次被捕。

這個報人，1925年被擔任河南軍務督辦的同鄉友人胡景翼推薦為隴海路會辦———一個出了名的“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月就掛冠而去，說什麼“不幹這個勞什子，還是當我的窮記者去”。

最後，這個報人和吳鼎昌、胡政之一道，以新記公司的名義買下已停刊的《大公報》，於1926年9月1日重新出版，從而開啟了民國新聞史上的一段傳奇。

在當日的“續刊號”上，張季鸞以“記者”為筆名撰寫社評《本社同人旨趣》，提出著名的“四不”辦報方針：

“第一不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

“第二不賣，……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於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

“第三不私，……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私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張季鸞：“民國故報人”（2）

“第四不盲，……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於盲。”

於佑任曾為這位“民國故報人”下過一極精當的評語：恬淡文人，窮光記者，嘔出肝膽。

胡政之：報人逝，報紙亡矣

胡政之（1889－1949）名霖，字政之，以字行。四川成都人。新記《大公報》創辦人之一，任總經理兼副總編輯。

青年查良鏞站在報館宿舍門口，看著胡政之一步一步走下斜坡。他問：“胡先生，你就會回來嗎？”胡回答：“就會回來。”說完淡淡一笑。在這笑容中，查良鏞看到了一種悽然的神色，於是立在門口呆了許久。

《大公報》總經理沒有再回來，連他的名字都漸被湮沒。年輕的《大公報》職員後來成了名滿江湖的大俠，是為金庸。金庸回憶，1948年胡政之親自主持《大公報》香港版復刊，年屆六十的“老總”夜以繼日，和同人們同吃同住，不辭勞苦，“其人格深深感動著年輕後輩，雖然相處只有一個多月，卻永生難忘”。

1948年4月的一夜，胡政之突然病發，離開香港飛回上海就醫。輾轉病榻一年後，他在上海黯然謝世。學者傅國湧稱之為“一個時代終結的象徵”。學者謝泳指出，在《大公報》同人心中，胡先生的離去是一種不祥之兆，在風雨飄搖之際，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的關係或許有一些暗示。

謝泳認為，半個世紀以後，可以這樣解讀當年胡政之的死：在一定的意義上，胡政之的死，就是《大公報》的死，胡政之的離去，意味著這份“中國最好的報紙”開始謝幕，在隨後的歲月裡，《大公報》這個名字仍在，但我們還是要說，《大公報》已經死了。

說《大公報》已死，是懷念一種消亡的傳統。在這個短暫的傳統中，自由知識分子得以標榜“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的方針，透過報紙“文人議政”。如謝泳所言，中國近世本有兩個新聞傳統，一個是《大公報》的傳統，一個是《新華日報》的傳統，“兩個傳統，我們留了一個”。

胡政之身上的那種報人風采，也已不可追。

他24歲就當上了章太炎主辦的上海《大共和日報》的總編輯，31歲任名報人林白水主辦的北京《新社會報》的主編，此後又成功創辦了著名的國聞通訊社和《國聞週報》。1926年，他和吳鼎昌、張季鸞共同以新記公司接掌《大公報》。

名報人徐鑄成曾說：“邵飄萍、黃遠生諸先生富有采訪經驗，文筆恣肆，而不長於經營。史量才、張竹平、汪漢溪諸先生工於籌計，擘畫精緻，而不以著述見長。在我所瞭解的新聞界前輩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稱多面手。後起的如成舍我輩，雖然也精力充沛，編輯、經營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與胡相比。”

《大公報》舊人陳紀瀅也說：“文人辦報往往鄙於求利，但是，不考慮從印刷到發行，從廣告到旅費，從營業到銷路，往往就會斷送報紙的前途。以經營為本，以辦好報紙為目的，在經營管理上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