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落子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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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案發生後，官方也逐步地公佈了調查結果，所有的訊息都是不利於盧剛的。但是，這一調查是在肇事者已無法為自己辯護，也沒有人出頭為他伸張的情況下進行的。而且，整個過程是在學校當局主導下進行。所以，它的公正性是值得懷疑的。可以想象，在事件爆發後，從當權者的角度來看，最有利、也最簡單的處理方式就是把一切過錯都推給盧剛，而這一調查材料中的主要證據又只是當權者當事人的口頭證詞。不管當局如何粉飾，有一點是不爭的事實：在盧剛多次地提出申訴後，學校仍然沒有開始正常的調查程式，這起碼是個失職吧？ 這一事件驚動了美國社會。在中國留學生中的影響更是震撼性的，但他們幾乎都是站在輿論一邊，眾口一致地譴責盧剛。我不知道他們的真實想法，但大家都是局中人，即使沒有親身經歷，也應該耳聞目睹過研究生受導師虐待的故事，為什麼不能多一份同情心，為什麼不能更多些獨立的思考呢？　盧剛是一個弱者，他感到極大委屈，最後才以同歸於盡的方式來討回他的公正。當然，個人性格是一個原因：他一直很順利，沒有經歷過失敗，心理承受能力較弱，心胸不夠開闊，不懂得忍辱負重的道理。

假如當時有人疏導他，點破“退一步海闊天空”的道理，他也許就不會走上這一絕路。　我並不想為盧剛的行為辯護。但我知道在那種導師全權負責制下，學生的基本權利很難得到充分保護。他若受到不公正待遇，除非能提出有力的證據，或指控是與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或性騷擾有關，否則很難引起領導的重視，也很難討到一個公正。而學生長期受壓抑，就容易產生鋌而走險的舉動。今天，我可以坦率地說，我在博士學習期間，當被崔教授虐待最感痛苦的時候，也曾產生過報復的念頭。 我也想過，眾多中國留學生之所以公開地站在這個現有體系一邊，因為那是最容易做到的。大家都是在這個系統裡討生活，都因它而“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而且，任何人，若是站在強大制度的對立面，只會感覺到自己的軟弱。　另外，盧剛事件也使中國留學生感覺到社會輿論的壓力。不可避免地，美國社會對外國留學生，特別對中國籍的留學生，會產生不好的印象。大家都那麼地表態，也許只是想要表明盧剛的行為是由他個人品質決定的，與其他人沒有關係。保護自己的軟肋是人的本能啊！我想到了某中國旅美作家講過的一個故事。　某一北方人到了廣州，聽說南方人吃猴子，也想嚐個新鮮。朋友說：“你想要吃猴，可要有膽。”北方人當時誇下海口：“絕對沒問題！”朋友帶他去了一家飯店。老闆說：“你要吃猴，那行，但得挑一個你中意的。”當下帶他到了後房。只見一隻大鐵籠，籠中關著許多猴子，它們瞅著食客，眼含淚水，並不停地拱手作揖，似在求饒。北方人見此，惻隱之心乍起，想退出來。朋友手指頂著他的後脊骨：“你的膽哪裡去了？”他只得閉著眼睛，隨手點了一隻猴子。只見那些未被點到的猴子馬上抓住被點到的猴，七手八腳地把它推出了籠子。老闆就一手提著那隻猴，一手拿著菜刀，到後面廚房去宰殺烹調了。　是啊，連動物也有求生的本能，更何況是人。

我們都有一種自我保護的意識。我想，今天我有勇氣說出自己讀博士的經歷，是因為我的僥倖：我博士論文的課題曾被崔教授完全否定，最後卻獲得國際商學會的最佳博士論文獎，那是我們學術領域的最高榮譽（見下文）。這也就是對否定之否定。若非如此，或許我也不願袒露出這些屈辱經歷，或許我也只會小心地把心口的創傷掩飾起來。

竭力而得之才更有價值（1）

我的博士求學是個煉獄般的經歷，使我真切地體會到徐寧所承受過的精神痛苦和心理壓力。我覺得她是一個勇敢、堅強的女性，我敬佩她。

但是，當她正式地提出投訴，也就激化了矛盾，迫使上級作出二擇一的決定。我抗爭是多次地向系主任反映崔教授的不公正。由於有徐寧的先例，也由於我及時地反映情況，他相信我，也想幫助我。但是，行政無法干涉學術，他又告訴我。　我在完成所有課程後，就要準備博士綜合考試了，這是對整個學習的全面考核，也是學習中重要的一關，必須透過此考試才能夠進入博士論文階段——成立博士論文委員會，就論文題目建議書作答辯，最後才是論文答辯。

博士綜合考試有兩次嘗試機會，如果無法透過，就要退出博士專案。博士生走到這一步，一般都是會過的。可我的情況有些特殊，崔教授已揚言我不適合讀博士。我為了這一考試，向他請教，他拿出一個長長的書單，冷淡地說：這是我要你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