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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內容,你讀不讀,那是你的事了。泊薩博士也表現出相當的敵意。所以,我的壓力很大。 系主任又主動擔任了綜合考試委員會的主席——他的專業不是國際商學,但卻主持了我的博士資格考試和綜合考試。我想他是為了保護我。
考試前的複習是極其艱辛的。因為學習的緊張,我整夜地失眠,無法入睡。我開始掉頭髮了,每次淋浴後都在浴缸裡發現很多頭髮,睡覺起來枕頭上也是散亂的頭髮。我猜是由於用腦過度引起的,但已無暇顧及這些了——幸好這種現象在我透過考試後就停止了,否則我今天就是禿頭一個。 最後,終於到了預定的考試日期。博士綜合考試包括兩部分:首先是閉卷考,在考場裡舉行,五個小時內要交卷;然後又是開卷考,考卷帶回家去完成,但要在收到考卷後的二十四小時內交卷。當我把完成的考卷交上去時,是大腦裂開的感覺。 而考官們在收到考卷後的四十八小時內,必須完成審閱。兩天後,我去找系主任詢問考試結果,他沒有直接回答,面露難色,只是告訴我;考試委員會決定增加考試題目,我還要在解答額外的題目。結果,又拿到了一張考卷。在最後交卷時,人都幾乎要癱掉了。但我透過了考試,也就是說進入了博士論文階段。 ——考卷評定是一個閉門操作過程,我無法知道教授們是如何討論的,但我相信系主任利用了他的影響力,使決策過程產生了有利於我的結果。 我深陷在苦海中,而且是苦海無邊的感覺。但轉機最後出現了——崔教授的終身教授申請被否決了。
終身教授待晉的位置(Tenure Track Position)是“上或走”(Up or out),所以他必須離開賓州大學了。 秘書璐比過去對他畢恭畢敬,在他將離開時,卻暗下在幸災樂禍。她私下告訴我:你無法想象他對我的粗暴無禮,我是為了這份工,在默默地忍受。 崔教授的確是不同凡響。按規定,沒拿到終身教授,還可任教一年。就在那最後一年,他也要把權力用得淋漓盡致。他走後那學期,我上課的班上有個學生,三番五次地詢問我,她能否及格。那種惶惶不安使我奇怪,因為她的成績還是不錯的。最後她才說出來,她是重修這門課了,上學期她上崔的課,但沒有及格。不僅是她,而且很多學生,據她說是大多數,都沒有及格。難怪乎,她已成了驚弓之鳥。 我幾乎都不相信。美國老師一般給F(不及格)成績很謹慎,因為這會把學生的平均成績(GPA)拉下來,而這平均成績對學生非常重要,它將決定學生申請財務補助的資格,還會影響到他們今後的職業發展。但這在我與系主任的一次談話中證實了,他當時是這麼回答:“我沒有辦法,誰若是擅自改動教授評定的成績,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 崔教授的離開改變了系裡的氣氛,也改善了我的處境,特別是我與泊薩教授的關係。我對他表示出極大尊重,熱情積極。他有時盛氣凌人,我以平常心待之,並主動與他多溝通。我的努力化解了他的敵意,他對我的態度變了,變得友好了。
——在處理與泊薩的關係中,我也有了新的體會:面對敵意的環境,只要保持積極的心態,以樂觀的態度待人,在多數的情況下是可以得到善意的回應。我把我的體會告訴了我母親,她只說了一句話,卻是高度的總結:“俗話說,拳頭不打笑面孔。” 後來,泊薩教授還是我博士論文的導師。他也想幫助我。但說實話,他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他的研究興趣是新崛起國家(New Emerg ing Markets)的股市行為,而我的研究方向是國外直接投資的理論,這是國際商學一個主要研究方向,也是崔教授和奈教授的領域。我的學習曾受惠於他們; 可在他們離開後,我就只能靠自己了。 我博士論文是研究跨國公司的理論,我把資訊經濟學的訊號理論(Signaling Theory)應用到了國外直接投資的發展,從而使其在實證上向前邁出了一大步。我已意識到我的研究的重要學術意義,我為自己的突破而激動萬分。雖然泊薩教授是我的導師,對我的研究不是很懂,也沒有很大的興趣。坦白地說,他對我也沒有信心。 所幸的是,我博士論文委員會的另兩個成員,經濟系的邦德教授和會計系的麥克尤教授,都是資深教授,對資訊經濟學造詣很深,也給予了我很好建議。我從與他們的討論中,獲得極大啟發。遺憾的是,他們不是我的論文導師,所以不會為我的研究費更多的心思。但是,他們的智慧見地,他們對我論文的肯定,是我前進的動力。 在此過程中,我基本上是靠自己努力,在摸索中不斷前進,但也走過彎路。那時我全心投身於研究,夜以繼日地工作,因為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