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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兼任CEO，股東在公司的地位變化無常的世界中，這並不是一個無聊的問題。這與古羅馬人看到羅馬帝國開始變得難以駕馭時，他們捫心自問的問題是同一種類：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ies？ （大意是：誰來管理經理人？）
這次物質世界之旅激起了我心中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這或許是此番旅行最令我驚奇的事情。徒有其名的專家、證明無知的學問、寫得異常糟糕的書籍，以及誰在掌控企業這一惱人的問題——我以前在哪見到過這些現象？不管是在其最好還是最糟的時刻，管理學都讓我想起了那門我原以為已經被我擯棄的學科——哲學。在我提前退休之後，我終於有機會深入審視管理學文獻，這種感覺就好像是無意中走入一個陌生而凌亂的後院。我發現，管理學與其說是一門學科，還不如說是由一些尚待解決的問題和秘密議程組成的結合體。在這門學科中，提出一個正確的問題，要比找到正確的答案重要得多；各種問題與其說是得以解決，倒不如說只是得到暫時的調和，最大的獎賞往往屬於那些能夠專注於一件真正重要的大事的人。
我逐漸明白了一件事情，即管理學實際上是人文學科中被忽視的一個分支，它隸屬於哲學史研究（假如真的將其歸類的話）。我意識到，管理理論家之所以缺乏深度，是因為他們僅僅用了一個世紀的時間，去探究哲學家和富有創造力的思想家鑽研了數千年的事物。這就說明了，為什麼未來的商業領袖閱讀一些歷史書、哲學隨筆或者僅僅看一部精彩的小說，都要比追求商學院的學位更有收穫。實際上，這也是為什麼如果工商界人士放棄他們的商業學位，我們大家的境遇會變得更好的原因。
不幸的是，管理學本質上是一門人文學科這一事實，並未得到廣泛的認知。幾乎一個世紀以來，在商學院、管理理論家以及諮詢師當中，對管理學本質佔支配地位的認識與之截然不同。我現在認為，我穿梭商業世界的歷程中所遇到的種種似是而非的論調，正是源自對管理學本質這種被廣泛認同，但實際上卻是大錯特錯的觀點。我撰寫此書的目的，就是為了追溯這一思想的演變歷程、揭露其缺陷，並提出取而代之的觀點。
進入諮詢界——誤打誤撞的球門（7）
傳統觀點認為，管理是一門技術——它由一堆技巧組成，以科學觀測為根基，由專家為其提供養分，而且是可以傳授給學生的。“如果你的車庫裡有兩部轎車，每間房子都有一臺電視機，每個口袋裡都裝有數字化裝置，你要知道，這一切全是拜現代管理理論的發明者所賜。”加里·哈默爾如是說。他還將管理學的創設與燃氣汽車的發明相提並論。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將與之相似的管理學基本思想，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他聲稱：“管理已經改變了世界上發達國家的社會和經濟結構。”管理是一門技術學科的觀點，可以追溯至早期一些很有影響的思想家——特別是亨利·法約爾（Henri Fayol）、瑪麗·帕克·福萊特（Mary Parker Follett），尤其是所謂的“科學管理之父”弗雷德裡克·溫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
對管理的這種認識根植於美國的歷史。這種思想是為了以一種適合於*國家的方式理解經濟權威與合作而進行的一份有價值的努力。它的力量汲取自美國社會中最重要的對峙：*國家主張平等的本能，與現代國家建設所需的等級安排之間尚未解決的衝突。在這方面，它橫跨於那場始於18世紀末期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與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之間的爭論。當前，它在支撐引領現代大學制度的精英主義理想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只要導致它產生的基本矛盾依然有效，這種管理思想將依舊是美國思想的一大特徵。
但是，現代管理思想絕對是極其錯誤的，它已經將我們引入了危險的境地；它讓我們錯誤地為沒有科學性的問題尋求科學的答案；它給實際上屬於道德和政治範疇的問題提供虛假的技術性解決方案；它讓人們對管理技能的本質和價值產生出一種很容易被利用的幻覺；它誘使我們在性格形成時期，投身於那些並不存在的學科的培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促使人們對於繁榮的源泉產生誤解，讓我們忽視了我們的福祉所依附的社會、道德和政治基礎。
16世紀的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認為，偶像只不過是我們頭腦中出現的幻覺（有時是源自我們有限的理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