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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這樣建議道:“使用一些經過驗證的方法,避免草率地禱告。”
這股追捧現代技術的熱潮有其非常膚淺的一面。在大多數情況下,美國人喜歡的是科學產生的效果,而不是方法。他們很少有耐心去做依據受控的觀察測試假定這種單調的工作。他們想要的,是針對慢性問題的快速治療方法。他們期望科學證實最令他們滿意的信念,而不是將他們推翻。實際上,美國人這種明顯的反智幻想依附於一種淺薄的假設:無論科學會帶來什麼,它都肯定有助於人類的完善。正如一位評論家指出的,當馬克·吐溫提出“機器的進步就是人類的進步”時,他只是“認同了他同代人的錯誤觀念。”
這樣的偽科學言論之所以能經受住常識和經驗證據的考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滿足了一種情緒上的需要——技術進步自身更是加劇了這種需要。在科學引發的狂熱背後,總是隱匿著一種猜疑:人類取得的技術進步,會威脅人類在天地萬物中的地位。偽科學的目的就是要掌控這種可能剝奪這個世界使命感和存在意義的物質力量。它反映的是一種依靠科學回歸宗教的戰略——如詹姆士和他的朋友所設想的,使用電話與死人對話,這並不是進步的一種化身,而是一種倒退。
被神化的管理偶像(2)
科學管理在科學巫術興起的時代出現,當然不是一種巧合。泰勒用“科學的”方法解決“勞工問題”,與貝克用磁鐵解決邪惡問題的做法極其相似。它是一種巨大的希望機器,一種試圖讓工廠在道德方面達到完美境地的超自然的技術。它不是科學,而是科學的一種“虛影”,簡而言之; 它是一尊神像。
伏爾泰曾經開玩笑地說,如果上帝並不存在,他無論如何都要被創造出來。泰勒所創造的這尊神像也同樣如此。被視為一門科學的科學管理,並不是一個精心設計的騙局,而是一個顯而易見的騙局。與它相關的一個最有趣的問題是,這樣一種顯然不近情理的思想是如何生存下來並四處傳播的?為何要創設這樣一種異想天開、顯然充滿矛盾說法的東西?最簡單的答案是,科學管理滿足了太多的期望和禱告,它不會僅僅因為在邏輯和事實上的缺陷而被人們忽略掉,它的矛盾就是現代工廠中的矛盾,它以一種荒唐學說的形式,將這種矛盾放大、誇大。
科學管理之所以能獲得如此顯赫的地位,是因為它體現了許多美國人一向青睞的理想事物。它對效率的宣揚,在這個最早由清教徒居住、深本·富蘭克林早睡智慧薰陶、以實用主義為哲學傳統的國家中引發了強烈共鳴。它堅稱知識——不是出身、社會地位或任意袒護,應該充當經濟權力的根基,這種觀點迎合了美國人的信仰:美國是一個沒有等級的國度。當泰勒穿上工服,去機械工廠工作時,這種行動隱喻的是對平等觀念的大力宣揚。科學管理中樂觀的一面——它認為, 工廠的衝突將隨著科學的進步而消失得無影無蹤,反映了美國烏托邦式的信念:進步很快就會使幸福成為一種普世法則。科學管理的最終吸引力在於,它承諾將在美國的*價值和它進行經濟現代化建設的緊迫性之間——傑斐遜與漢密爾頓心目中的美國之間持續不斷的衝突,提供一幕勝利的終曲。完全可以理解的是,最早支援泰勒的那些參與進步主義運動的人士認為,他的工作為“科學服務於*”做了一個光彩奪目的表率。
但是,從理想到欺騙性的自負——從預想期望的事物到對事實視而不見,經常只需短短的一步,而泰勒是一個時常大步跳躍的人物。 “實踐活力是一種美德,”歷史學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寫道。“我們的歷史在精神層面的斷裂之處在於,經常將實踐性神秘化。”泰勒浪費時間的秒錶儀式,以及對生產之神執行的其他毫無效率的宗教儀式,都微妙地體現出他對實用性的瘋狂膜拜,甚至連他的私人生活也不例外。當泰勒去高爾夫球場放鬆時,他帶著自己發明的、帶有Y字形把手的推杆(科學計算的結果顯示,這可以把推球的準確性最大化)。他還發明瞭一種新型的網球拍,這種球拍的頭框與握柄呈15度傾斜,他說這樣有利於兜接低球。在泰勒的世界中,有許許多多節省時間的機會,但是從來沒有像空閒時間這樣的事物存在。在約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雜亂無章的小說《美國》中,有一部分是對科學管理之父苛刻的描述:泰勒臨終前最後一個動作是給他的手錶上發條。如果已經沒有生存的時間,如此緊密地記錄時間又有何意義?這位小說家想要我們提出這樣一個疑問。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