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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掀起的這股追求效率的風潮，在弗蘭克·吉爾布勒斯（Frank Gilbreth）的生活和工作中展現得淋漓盡致。此人是泰勒的早期崇拜者之一，曾經在砌磚工作上有過突破性的科學發現。吉爾布勒斯的工作受到《科學管理原則》一書熱情洋溢的稱讚。他和他的太太莉蓮·吉爾布勒斯（Lillian Gilbreth，工業心理學的創始人），決定按照泰勒的原則撫養他們倆的12位子女，以此報答泰勒的知遇之恩。他們的2位子女在小說《兒女一籮筐》（Cheaper By The Dozen）中，以令人陶醉的筆觸記錄下了這種撫育方式的成果（這本小說後來還被改編成電影，而且不止一部）。在此書中，讀者可以瞭解父親為了用最富效率的方式撫養子女，而採用的種種不同的策略，例如，用一種特別的哨聲召集緊急家庭會議；採用心理試驗的方式贈送禮物等。對煩惱不斷的父母們來說，這本書也提供了一些自助性的方法，例如，爸爸發現，雙手使用剃刀刮鬍子，可以將早上修整儀容的時間縮短44秒。然而，他最終放棄了這種方式，因為經過計算之後發現，要包紮由此導致的臉上的傷口又新增了整整2分鐘。
泰勒與荒誕的生鐵軼事（6）
事實證明，兩位在1908年5月第一次去栗子山“朝聖”的人士，成為泰勒科學管理思想最重要的聽眾中的代表性人物。已經是泰勒擁躉的*·薩賓（Wallace Sabine），時任哈佛大學新成立的應用科學研究生院院長。同他一道去的是艾德文·蓋伊（Edwin Gay），這位瘦長結實、精力充沛的經濟學教授，剛剛接受建立哈佛大學商學院之責——這將是美國專門面向研究生的第一所這樣的學院。泰勒所講述的生鐵故事以及其他有關科學管理的言論，似乎正是這兩位哈佛人想要聽到的東西。
哈佛和其他大學對於商業教育學科的濃厚興趣，是19世紀最後幾十年大規模工業化和企業合併浪潮必然導致的一種後果。建立了巨型新企業的“強盜式資本家”們——例如，一向以無知為傲的鐵路巨頭科尼利厄斯·範德比爾特（Cornelius Vanderbilt）、自學成才的鋼鐵巨人安德魯·卡內基（Andrew Carnegie），可以對學術研究嗤之以鼻（正如泰勒自己起初的態度一樣）。但是，他們建立的大型組織卻沒有這種資本。在一家大型公司中，成功不只是依靠鼓風爐冒出大量煙塵就可獲取。商業是一種帶有官僚制度特點的職業，就如同所有的此類職業，它不可避免地顯露出一種對於頭銜和學位的偏好。大約就是在這個時候，類似哈佛這樣的大學正在爭論是否有必要為外交官和公務員設立專門的學位。
這就自然而然地引發出這樣一個問題：應不應該設立一種專門的商業管理學位為學生的職業生涯做好準備？美國大學，多少有點受到普魯士建立培養軍國主義國家管理者學校的啟發，著手進行一項試驗（據稱，這項試驗至今還未得出結論）。1881年，約瑟夫·沃頓（Joseph Wharton）提供資金，籌建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沃頓學院，這是美國大學中的第一所商學院。1900年，達特茅斯（Dartmouth）緊隨其後，建立了艾摩塔克商學院。在隨後的20年中，又有十幾所大學加入了這一陣營。
然而，到了1908年，商學院試驗的前景看起來一片黑暗。哈佛大學在沒有解決好傳授內容的情況下，就決定提供MBA學位，這絕對是一個惡劣的兆頭。一方面，學校當局十分厭惡在校園內建立一所庸俗的職業學校的想法，打起了退堂鼓；另一方面，工商界認為這種花哨的學位並無存在的必要，蓋伊深陷其中，進退維谷。“我不斷被商人們告知，我們沒有能力傳授為商之道，”在一封給經濟學家同僚的信中，蓋伊惱怒地寫道。帶著這種對於商學院課程的迫切需要，他來到了栗子山。
就座在泰勒家的壁爐旁，蓋伊聽到了他夢寐以求的答案，“我確信，在商業技能中，存在著一種科學的方法，這種方法是商業的根基，”蓋伊後來對他的經濟學家朋友這樣說道：“這種科學方法目前幾乎不存在……但是，我很高興送你一篇泰勒先生撰寫的文章。”科學管理思想是一種理想的結合體，它不僅可以帶來學術上的聲望—畢竟，它是一門科學，而且還可以提供職業滿足感，它似乎傳授的是實用性技能，比如如何管理生鐵生意。
在一番甜言蜜語之後（泰勒本就是一名哈佛大學的輟學生，他也曾經認為學習花哨的學位毫無用處），科學管理之父終於被說服支援一項計劃，即將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