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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了，提這個沒用，我也是聽犯人說的。他不仁，咱們不能不義。不與他一般見識。他的事你又不知道。”楊文昌再三“攔阻”。
“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多得很，我說，你給我寫！甭客氣。”
慄宗元把鄒瑞亭的罪惡檢舉了不少，內中有的鄒瑞亭已經坦白，有的沒有交待。
接著我又對鄒瑞亭說：“慄宗元與你有仇嗎？”
“沒有什麼過不去的事情，只是吵過架又好了，怎麼了？”
“他說你許多壞話，咳！這小子……”
“他說我壞話？我倒要檢舉他！在偽滿時，慄宗元這個大名鼎鼎的人物誰不知道？他那個買賣怎麼來的？還不是敲詐來的！十六歲的小女孩他都強姦，缺德到家了……”
“算了，你要檢舉，就寫材料。”
他說我代筆，寫了許多慄宗元的罪惡。我給楊文昌一看，楊文昌說：“這兩個小子，哪一個也活不了，有民憤。科長說有人控訴他們。”
“那就完了。”我下了結論。
小紅樓的各監房門、窗，大加修理，大部分都換了新門，安上新鎖，比過去堅固多了。郭科長這些日子忙得很，見面說不上幾句話就走，有些事，我報告給他，也不注意。我知道一定另有什麼重要的事情。
3月下旬的《人民日報》刊載：美特高佩潔和他妻子馬瑞卿在天津被捕。高佩潔是美國特務機關任用的特務。他在天津利用一個皮貨莊，與丹麥、美國間諜一起活動。在他住處搜出大小電臺三部，密電本七本，還有美特發的照相機等。這是解放後破獲的第一個大特務機構，國際特務組織。使人震驚。
高佩潔與我相識，他的老婆馬瑞卿在長春也與我認識。他家住長春東三馬路。1948年7月，他多次請我吃飯，我也多次到他家。那時，軍統有人對我說：“高佩潔自稱少將，說是給美國新聞處工作，美國新聞處在長春的時候，他與美國人有來往，現在美國人走了，他何去何從？別被他唬了，如果給八路做工作，那可上當了。”
我說派人從旁調查一下。這話被高佩潔知道了，他認識長春警察局局長袁家佩和國防部二廳長春站少將站長史祚炎，他託這兩個人婉說，要見見我，請我關照，並以史祚炎的名義在高佩潔家中設宴。我去了，他對我說，他給美國情報機關做工作。1948年9月，我到他家，高佩潔對我說，要到瀋陽。我對他老婆說：“你們過解放區要小心，共產黨抓去了可要共妻的，那可不是玩的。”
“共產黨把我抓去，我就自殺！”馬瑞卿說。現在她被捕了，能自殺嗎？這些人早晚都要落網，誰也跑不掉。
尚傳道住一個單號，每天看書，吃小灶，犯人只有他一個吃小灶。早晨牛奶、麵包、雞蛋，中午一菜一湯，晚上一菜一湯，都是麵食或大米飯。他什麼也不寫，似乎到這來研究馬列主義而不是反省罪惡。一天我在看守所與宋所長談話，郭科長也在。正趕這時，一個看守端一個方盤，盤裡一碟炒雞蛋、一碗黃瓜湯、三個饅頭。這是尚傳道的伙食。我說：“他什麼也不幹，吃這麼好，現在東北吃黃瓜是稀罕東西。”
郭科長說：“你又饞了？回頭給你也弄點吃。”
“我不吃，我吃燉豆腐就很好。”
“回頭給你買包子，再買點醬肉。”宋所長說著騎車走了，不一會兒真買來了。郭科長叫我吃，他們誰也不吃。以後又把楊文昌找來，我倆把一斤醬肉，二十個包子吃光了。
郭科長說：“政府對你們每個人的要求不一樣，對尚傳道與對你們的要求也不同。他覺悟慢，叫他多反省一個時間，叫他自覺認識自己才行，不能勉強。”
督察處偵審室的偵審員於文學也押在圓樓上。昨天小組長彙報，他是第一小組組長。會後，我問他什麼時候來的？他說：“長春解放後，我逃到瀋陽開了一個糧米鋪，呆了一年，去冬被捕到這裡，判刑七年，送到監獄。最後又從監獄解回公安局。”
我問他在瀋陽還看見督察處的人沒有？他說：“李賀民在瀋陽蹬三輪，邢士林在瀋陽開了一個電料行，賈英明在瀋陽賦閒，去年冬天都被捕了，可能解到長春監獄。”
4月23日，圓樓上的犯人一律搬走，搬到小紅樓。這一下，小紅樓住滿了。我搬到小紅樓樓下七號。我們這屋有楊文昌、徐克成、李中候和我。
4月26日晚上，院內汽車不住的響。宋所長叫我們四個人，搬到圓樓。我們四個人，一屋一個，另外，馬尚、沈重、王達生、慄宗元等人也一人進一個監號。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