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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流”的李斯，師學自“性惡論”的苟子，思考模式上傾向理性推論，對於來自東方的儒學，一向便有“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排斥心理。加上秦始皇著迷於刻石、封禪及求仙等行為，更使李斯對自己的地位和權力有著高度不安感，這些阿諛迎合的儒生和方士，無疑是他最具威脅性的敵人。
始皇34年，由於經濟及文化統一政策推動的困難，引發不少政治危機，為壓制各地方反對情緒，始皇不斷展開長途的天下巡幸。但由於他自己經常不在皇宮指揮大局，也使朝廷的行政效率大降。與此同時又有北征匈奴、南伐百越、修築長城、海外求仙等活動，加上修馳道、建宮殿和驪山陵工程，到處都在花大錢，使剛從數百年戰亂中穩定下來的秦帝國，難免要國庫空虛、民窮財盡了。
就在這一年，爆發了秦帝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政治鬥爭。
為慶祝對匈奴和百越的軍事勝利，秦始皇在咸陽皇城大擺酒宴，特別邀請齊魯一帶儒學博士七十餘人共宴。
主流派的外籍政團主將——官任僕射的周青臣，首先對秦始皇的功德大加稱頌，秦始皇雖明知這不過一堆廢話，但相對於困難重重的政局，這些表面上的成就也稍堪安慰了。
但博士集團領袖淳于越，對這些肉麻的歌功頌德頗為不滿。他首先以殷周兩王朝的長治久安，和目前的政局不穩作比較，指出癥結在於制度，唯有封建子弟並依各地需要實施分權治理，才能解決當前問題。淳于越更直接指責主流派的官僚體系不正視問題，一味媚主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
秦始皇也深知問題的確嚴重，乃將淳于越恢復封建制度的提案，交付廷議討論。
對這件事最受不了的便是主持廷議的左丞相李斯，當年他反對封建制度，強力主張郡縣體制和中央集權。如果接受淳于越建議，便等於承認自己錯誤，不但顏面有損，自己的地位、權勢都有可能大幅度削弱。
因此，李斯立刻展開嚴厲反擊，他向秦始皇表示，制度沒有所謂的好壞，最主要在是否合乎時代環境的需要。秦國目前的體制，在當代是最為理想的，因此更需要貫徹到底以竟全功。
“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法令闢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百姓）。”
他直接攻擊其政敵，當今法令不行，問題重重，主要便是大家都以私心來批評執政當局。因此要提高效率推動政務，便要設法壓制這種不負責任的批評，使公權力可以完全貫徹。他指出：
“古時候天下散亂，缺乏固定標準，各地方有各地方的制度，因此研究學問的人，也喜歡以古諷今，以華美的論調來擾亂實際的治理……。如今皇上已並有天下，世間黑白分明定於一尊，如果私人為學再像以前一樣的混歧，則政府命令一下，各學派爭相議論，以批評皇上來提高虛名，以不同意見來顯現自己高人一等，率領著學生批評政府，這樣子皇上的權威必遭到破壞，朝廷也會形成各種不同的黨爭……。”
為了避免學者以古非今，造成公權力損害，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實行嚴厲的思想統制了。
因此，李斯提出了他的構想：
“除了史官儲存的，秦紀以外的歷史全應燒燬，不是任博士官者，藏有詩書及諸子百家的，全加以燒燬。有隨便談頌詩書內容的，處死。以古非今者全家抄斬。官吏知道卻不檢舉者視為同罪。此焚書令下30日內不燒書者，處以黥刑併發為奴隸。不必燒燬的只限於醫藥、卜筮、種樹等書。若有想學習法令者，必須以吏為師。……”
商鞅以來的秦國政策，是以中央集權來集結各種力量，使秦國國力迅速增強，進而能統一天下。但統一後的秦皇室卻因幅員過大，環境太複雜，喪失了執行政策的掌握力，進而造成統制上的無效和混亂。
但是當事者的秦始皇和李斯，雖感到問題的壓力，卻看不到問題的核心。以焚書政策來作思想的統一，已充分顯示秦國當權者無力反應當時的環境，根本看不到自己的問題，秦帝國崩潰的危機已到了不可挽救的地步。
報復儒生，衍生坑儒大悲劇
淳于越的建議，原想讓秦始皇放棄過於嚴厲的法治而以封建制度來解決各地區問題，特別是組織結構一向複雜的齊地。但想不到卻換來了更嚴重的思想統制——焚書。
由於新法令非常嚴厲，再也沒有儒生敢以身試法，提出反對意見。因此只好把不滿的情緒轉入地下活動，卻反而使這股批評力量傳播得更快。秦始皇和儒生的關係，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