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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屯田,孫策、孫權為什麼不能在丹陽郡或吳郡屯田呢?諸如以下情況,都存在興辦屯田的可能,如獻帝興平二年(195年),孫策渡江南下,將揚州刺史劉繇從曲阿趕到豫章,繇將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楊太守,並“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此“屯府”可能即太史慈屯田處所,不然附慈山越何所食呢?太史慈被孫策俘獲後,大受親用。史言:“劉繇亡於豫章,士眾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撫安”之。慈完成任務後,孫策對劉繇舊部萬餘人如何發落,史未敘及,以情理度之,令之屯田,既為當時情況所需,即不能說沒有可能。又如《三國志》卷46《孫策傳》注引《江表傳》載:
(策)自與周瑜率二萬步騎襲皖城,即克之,得(袁)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皆徙所得人東詣吳。
《通鑑》系此事於建安四年(199年)。至於袁術部曲三萬餘人徙吳後如何安置,據《三國志》卷55《陳武傳》言“策破劉勳,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為督”。其他體質較弱的自可能令之屯田。當建安五年(200年)孫策被刺身亡,孫權繼統其眾,舊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術不肯事權,權攻克之,“徙其部曲三萬餘人”,這樣多的降人,不令其屯田,又何所食?陸遜之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即系辦理屯田,吳和丹陽兩郡還有不少比海昌更為重要的軍事、經濟地點,豈有不早已開辦屯田之理。孫吳的自然條件極宜屯墾,所缺的是勞動人手,當時江北人民既源源南下,而孫策、孫權又獲得袁術、劉繇及劉勳等舊部曲,加以山越人民接連不斷地被孫氏降服,所以我們可以確信孫氏在江東立國之初,就會利用敵人舊部曲、南下流民和山越降人興辦屯田。我們對於孫吳舉辦屯田的時間,不宜估計甚遲。
從地理條件觀察,孫吳屯田不可能有曹魏許下和淮南北屯田那樣集中。原因之一是南方多丘陵山地,缺乏大的平原曠野。魏吳在長江中下游相對峙的情況是,吳軍擅長水戰,但因缺馬,難以與魏軍驍騎爭逐於北方曠野,故吳乃防守有餘,進攻不足,這就使得吳對魏採取了防守為主、攻取為輔的基本戰略。縱然如此,長江中下游數千裡,皆需設防,處處置兵,有兵則不能缺糧,因此孫吳屯兵之處,一般都令軍士屯田。黃武五年(226年)陸遜上疏建議“令諸將增廣農畝”,表明諸將已進行屯田,否則何以言增廣呢?諸將不只在防地屯田以自食,得到敵人城池土地,亦往往就地屯田。據《三國志》卷51《宗室·孫韶傳》載:魏吳經常交兵的“徐、泗、江、淮”間,雙方“不居者各數百里”。由於淮南戰爭地帶接近東吳,且吳軍饒江河運糧之利,魏軍則輸糧線長而運艱,不能不收縮兵力,以免受到吳人掩襲。當時魏在淮南重鎮合肥以南,只剩下一個皖城。《通鑑》卷67建安十九年載:
初,魏公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眾必增,宜早除之”。閻(五)月,權親攻皖城……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拜呂蒙為廬江太守。
《吳主傳》記此事在建安十九年(214年)。孫權得其地,自然會利用降民繼續進行屯田。《三國志》卷26《滿寵傳》載:
(青龍)三年(235年)春,權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魏徵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滿)寵以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三軍循江東下,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
皖城是廬江郡治,從其西北方向流來的皖水,經皖城東入長江,其入江之口叫皖口(在今安徽安慶市)。吳嘉禾六年(237年),諸葛恪鎮壓丹陽山越,獲得“甲士四萬”,他自領萬人,“率眾佃廬江、皖口”。又據《通鑑》卷80晉武帝咸寧四年(278年)載:
吳人大佃皖城,欲謀入寇。都督揚州諸軍事王渾遣揚州刺史應綽攻破之,斬首五千級,焚其積穀百八十餘斛、稻田四千餘頃。毀船六百餘艘。
以上史料說明廬江郡江北部分是孫吳屯田重點區之一,直至吳亡。
孫吳在今安徽的重點屯田區,還有於湖。於湖在今當塗縣南,瀕臨長江南岸。其北至合肥一帶,是魏吳以重兵交戰的場合。《宋書》卷35《州郡志》言:“於湖縣,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陽縣立,本吳督農校尉治”。以吳在於湖設定督農校尉的郡級典農官來看,其屯田應為民屯,而與江北之多為軍屯者不同。
毗陵(今江蘇常州市),是東吳規模最大的屯田區。《宋書》卷35《州郡志》言:“吳時分吳郡無錫以西為毗陵典農校尉。”毗陵西北有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