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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和京（今鎮江市），東南有吳，吳是孫權最初屯駐地。建安十三年（208年）孫權自吳遷京。建安十六年（211年）又自京西都建業（原名秣陵，今南京市）。自吳至建業地帶既是孫吳政治、經濟中心，又當運河北上要道，而且靠近山越居地。山越是吳國軍隊和屯田的主要人力來源。所以毗陵成為吳重點屯田區，據《三國志》卷52《諸葛瑾附子融傳》注引《吳書》載：
赤烏中（238—249年）諸郡出部伍（部隊），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表病死，權以融代表。
陳表、顧承的隊伍中有不少山越人。史既言：“諸郡出部伍”，則參加屯田的部隊，當還有些是從別處來的。陳表、顧承各自率領的部隊及家屬各達數萬人，說明在毗陵屯田的總人數是很多的，故後來孫權又設毗陵典農校尉。毗陵屯田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孫吳在今江蘇南部的江乘、湖熟、溧陽等地，都設有典農都尉，蘇南的屯田，不只為了供應軍糧，也有鞏固國本、支援四方的作用。
孫吳在今湖北境內的屯田也是比較多的。荊州居吳上游，對捍衛下游的安全，至關緊要。魏齊王芳嘉平二年（250年），魏荊州刺史王基曾建議在江陵北沮、漳二水及安陸溳水流經的平原地帶“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進攻江陵、夷陵等地，以達到取荊滅吳的目的。魏既有此打算，吳對魏的策略，也是務農積穀而後圖之。因之吳在長江沿岸的軍事重鎮和交通要地都開置屯田，其中最重要的當推江陵、夷陵和尋陽。
江陵是吳荊州南郡的首府。由於“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所以吳主要將領周瑜、魯肅、呂蒙、陸遜、朱然等都曾在江陵鎮守。駐軍既多，附近土田又肥沃，所以吳把江陵作為一屯田重點，正如魏將江陵以北地區作為屯田重點一樣。據《宋書》卷64《何承天傳》載何承天《安邊論》曰：“吳城江陵，移民南涘……襄陽之屯，民夷散雜”。可知江陵是有屯田的。
夷陵（也稱西陵，今湖北宜昌市）的情況，也同江陵類似。陸抗曾給孫晧上疏言：“臣父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說明夷陵地位非常重要。故吳在江陵至夷陵以西地帶有重兵駐防，陸抗既以善守禦著名，他對軍糧的生產與供應，自會有妥善安排。魏人對夷陵亦經常覬覦觀隙，如《三國志》卷27《王基傳》載：
王基……出為荊州刺史……隨徵南王昶擊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在西陵界，今宜昌市西北），收米三十餘萬斛，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ｗωｗ奇Qisuu書網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
雄父邸閣的存米三十餘萬斛中相當一部分應為駐守夷陵一帶軍士及其家口所生產。所謂“納降數千口”及“降民”，當指守衛雄父邸閣的軍士及在附近屯田的家口。孫吳在夷陵興辦屯田的證據，雖不直接而明顯，但據《宋書·州郡志》等的記述，長江下游的溧陽、湖熟、於湖、江乘、毗陵等地都有屯田，居於“國之西門”並駐有重兵的西陵豈有不興辦屯田之理。當鳳凰元年（272年）吳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時，陸抗曾言西陵“處勢既固，糧谷又足”。雄父邸閣的存糧當為軍民屯田所積儲，可無庸置疑。
今湖北廣濟縣城東三國時有尋陽縣，當時隸屬吳之揚州蘄春郡。呂蒙等攻克皖城，擒獲魏廬江太守朱光，孫權賜呂蒙“尋陽屯田六百人，官屬三十人”。表明尋陽原有屯田。當吳主孫亮建興元年（252年）諸葛恪攻魏合肥新城失敗後，仍“圖起田於潯陽”，也說明潯陽是吳屯田據點。類似潯陽這樣的屯田地點而史書失載者必然不在少數。
除了長江沿岸地帶以外，在江南廣大腹地也分佈著一些屯田地點。其中有軍隊駐守的地方，多為軍屯；設有農官地區多為民屯。但孫吳軍屯與民屯的區別較曹魏更不易分辨清楚。因為孫吳的郡縣官和屯田官往往由一人兼任。而孫吳文官武將並非截然分途，文官大都帶兵，武將多兼領州郡。將士家屬一般隨軍居住，軍隊駐地的兵士及其家屬往往從事屯田，而且附近也可能雜有民人屯田。比如毗陵屯田，有人認為是軍屯，因史言“諸郡出部伍”，部伍即軍隊；有人言是民屯，因為有毗陵典農校尉等農官的設定。事實上，軍屯與民屯往往同在一地，或兩者互相轉化，難以截然劃分。不論軍屯或民屯，都系軍事編制，耕種的都是國有土地，多為了供應軍糧。正因為如此，所以當時人並未提出屯田有軍、民之分。近人為了省目和便於深入研討，始加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