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紀事

第11部分 (第3/4頁)

西方借用了武器、技術、機器、制度以及意識形態。對於20世紀後半葉的中國的理解，與其將其置放於一個冷戰的歷史框架，不如重新放回它漫長的朝代更替中的歷史中，這樣似乎更容易有頭緒。

在中國現代史上，鄧小平是某種意義上的中興者，他有著更強的現實感，較少被個人野心所左右，他對於他所服務的國家與組織，充滿了忠誠，期待透過自己的努力，從內部穩固它，而在手段上卻又充滿了靈活性和開放性。在3年前的一次採訪裡，歷史學家史景遷將鄧小平放在過去300年的中國領導人中最出色的行列，是康熙、雍正、曾國藩式的人物，而且“他的強大影響持續了25年，比後兩者都要長。”

人們習慣將鄧小平視作一場偉大的經濟革命的設計師。這種評價既低估了他，也誤解了中國社會，在沒有政治變化的情況下，不會發生純粹的經濟變革。從一開始，鄧小平的實驗精神就滲透到所有領域。翻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47篇講話幾乎覆蓋了中國改革的每一個方面，其中最引入矚目的是他對毛澤東思想的再闡述，對於黨與領導制度的改革，對於軍隊改革的建議，對於民主與法制的要求，中國在世界應扮演的角色……

十年之後（2）

他大膽地做出了和平是世界主旋律的判斷；他進行軍隊改革，試圖使軍隊職業化，後者在混亂的“文革”時期獲得過份強大的影響力；他開始精減機構，推動幹部的年輕化，他自己則對個人崇拜毫無興趣，他沒有興趣擔當過多的職位；早在1980年12月，他就支援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口號……在身經一個被最高領導人變幻無常的情緒影響的時代之後，鄧小平試圖使政治生活制度化，以最大限度地縮小領導人的個人品質、權力、威望的影響力。

但是什麼樣的內心情感與思維方式賦予了鄧小平這樣的力量？我們知道他是一個強有力、充滿個性的人物，也會對細節印象深刻，他喜歡橋牌、足球、圍棋、牛角麵包和小熊貓香菸，在會見世界領導人時仍煙不離手，腳邊擺上了一個痰盂，接受法拉奇採訪時，他用孩子般的方式表達對江青的憤怒：“她是個壞女人。”但是對他的個人哲學是什麼，我們卻知之甚少。事實上，他似乎很少表露這些，總是將個人的態度隱藏於他要推行政策的背後。或者說，他是那樣一種領導人，即使身經所有殘酷的###，瞭解所有的政治智慧或者伎倆之後，仍保持著一種單純的世界觀，那些政治上的磨難賦予了他推行這種單純價值觀以韌性和持久的動力。

對鄧小平來說，這種單純價值觀來源於他早年的經驗，中國要重新獲得獨立、尊嚴、秩序。對於身經不間斷的政治動盪的他來說，秩序是繁榮的基礎，而繁榮則將帶來獨立與尊嚴。在他內心深處，西方世界的制裁態度令他聯想起中國與西方交往中令人不快的歷史，在接見日本代表團時，他提到了鴉片戰爭：“從鴉片戰爭侵略中國開始，他們傷害了多少人的人權！巴黎七國首腦會議要制裁中國，這意味著他們自認為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可以對不聽他們話的國家和人民進行制裁。”而中國人民，“永遠也不會接受，也不會在壓力下屈服”。

在鄧小平逝世10年之後，中國仍舊是在他的智力與原則的框架下執行，只可惜，他在80年代引發的實驗精神卻逐漸丟失了，改革與開放則越來越被限定為純粹經濟領域了。自他在1978年掌權之後的30年的中國，像是過去200年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意外插曲，既沒有面對侵略與屈辱，也沒有大規模的社會動盪，中國人回到了他們的日常生活——為物質上的積累而不停勞作。但是，他的遺產中也包括昔日的中興者一樣面臨過的問題——既有政權被加固了，但是人們期待著更深層的變革。

令人遺憾的是，在過去的10年中，我們仍未看到對鄧小平的深入探討，不管是他的價值觀還是政治智慧，而他所代表的正是中國歷史上在專制與社會動盪之間搖擺的中國社會所最缺乏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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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約瑟的提問（1）

我依然頑固地去探索祖國曆史的秘密，好像從北坡去攀登一個高峰，因為從小這就是我的夢想。

——阿蘭·佩雷菲特

那本綠色封皮、356頁的《李約瑟遊記》，開啟了一個我從未想像的世界。那是1942—1946年的中國，她在與日本人對抗中，丟失了大部分土地，民族的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戰，而戰爭又激發起中國人空前的團結，長期如同一盤散沙的中國人處於獲得勝利和重建國家的高漲熱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