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紀事

第11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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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末夜晚的萊斯特廣場，擁有王府井一樣的吵鬧與活力。那些將頭髮染成不同顏色的年輕中國人面孔上流露著自信，他們是新一代的中國移民。在很大的程度上，今日的唐人街與中國形象仍是19世紀末的中國移民塑造的，他們大多來自廣東與福建，被生活困頓與社會動盪所迫，來到異鄉。他們大多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勤奮、節儉與沉默，是他們生活中的主要武器。他們將中國的苦力、洗衣工、餐館的日常生活移植到陌生的土地上。而現在，中國正變得強大、富有，被熱烈地探討是否將成為世界新的領導者。新一代前往世界各地的中國人擁有知識與技能，他們是律師、銀行家、程式設計師和大學教授，理應重新定義中國的形象，改變唐人街的面貌。香水店一樣的中藥鋪“森”，或許代表了這種未來的潮流。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越來越發現真正的挑戰尚未出現，除去這種形式上的改變和暫時的消費潮流，我們是否應尋找中國人的生活與文化的真正內在價值。我們可以在高樓大廈裡開設孔子學院，可以將四川菜連鎖化，也可以把旗袍變成晚禮服的一部分，使功夫進入好萊塢，但除去這些符號化的轉變，我們是否可以真的發現中國文化價值觀的活力與連續性，中國人內心世界的豐富與深度——它們值得被全世界所分享。對於這一點，中國人肯定無法獲得像中國的經濟增長的數字那樣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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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後（1）

“當我談起斯大林與杜魯門，甚至里根和戈爾巴喬夫，他們似乎也可以是拿破崙、凱撒或亞歷山大大帝。”在一本新的冷戰史的序言裡，歷史學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這樣描繪他給耶魯大學的2005級學生講課時的獨特感受。課堂裡的年輕人大多出生於1984年前後，柏林牆倒塌時，他們才5歲，他們從不同渠道瞭解冷戰塑造了我們的世界和他們的生活，卻對於它的真實狀況缺乏頭緒，就像加迪斯所說的“它與伯羅奔尼撒戰爭並非全然不同”。

讀到這段文字時，我正在鬧哄哄的希思羅機場裡思考該如何理解鄧小平。這時距離他的去世正好10年，但在很大程度上，他的面貌已經模糊了。人們的記憶早已變得短暫速朽，真實被想當然地遺忘與忽略，它變成了幾個抽象的概念。於是，鄧小平總是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白貓黑貓”、“中國經濟奇蹟”、“南巡講話與市場改革”、“一國兩制”聯絡在一起。但是，誰還能理解這些概念所誕生的語境，和它們的創造者的內心世界。

對於歷史人物的理解總是困難重重，你該如何試圖在他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空間中尋找平衡點，如何既理解他的歷史性地位，又能夠尋找到他的個性與時代間的關係。而且不可避免的，對於他們的解讀，總是充滿了周恩來對解讀法國大革命的著名警告：“現在作出判斷，仍為時過早。”

直到74歲時才真正控制掌握國家權力的鄧小平，在不同的歷史座標中穿梭。一方面，他是20世紀的世界史上當之無愧的巨人。當他與其同伴在1949年指揮百萬大軍進行渡江戰役時，同代人中只有艾森豪威爾、麥克阿瑟、蒙哥馬利等幾個人指揮過如此龐大的軍隊；當他在1956年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時，世界的政治舞臺是由毛澤東、赫魯曉夫、艾森豪威爾、卡斯特羅、戴高樂、丘吉爾、尼赫魯組成的；當他在1978年再次復出後，他的黃金時代才真正到來，他與美國的羅納德·里根、英國的瑪格麗塔·撒切爾（當然，還有伊朗的霍梅尼，他是另一種力量的代表），是這個災難深重的世紀的最後25年的塑造者。

但是，將他視作這個被戰爭、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爭奪所籠罩的世紀的代表人物，似乎與真實的他相去甚遠。他重新開放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市場的行動，與里根與撒切爾夫人的私有化、放松管制的措施一起，共同造就了一個真正的全球市場的形成。但他不是一個迷戀哈耶克與米爾頓·弗裡德曼的自由市場學說的人，事實上，他對各種名目的意識形態從沒有發自內心的興趣。他經常被視作共產主義路線的修正者，他的成就與命運都比赫魯曉夫與後來的戈爾巴喬夫都斐然得多。

對於中國的轉變，他有著更樸素的理解，在1978年之後的幾次出訪後，他看到了美國與日本的繁榮，甚至昔日華人居住的殖民地新加坡都綻放出一種特別的生命力。出生於1904年的鄧小平，實際上更屬於這一種傳統——在他們出生時，古老的中國正跌落到聲望與自信的谷底，幾代人透過不同的方式來使它重新煥發生機、贏回尊嚴。他們嘗試了各種方式，包括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