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毒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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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收穫大煙，買賣鴉片。當地人口最多的農民正在得到或已經有了錢，可以購買家庭生活必須品，甚至為子女添置新衣等。因此，日用商品如衣服、鞋帽、百貨等的購買和銷售也非常旺盛，買、賣量也很多。可以說，日用品的買賣，也是煙會的重要活動之一。文化娛樂活動，是煙會期間尤為帶有節日氣氛的活動。在西南地區、西北地區等鴉片生產地區，農民生活十分艱苦，文化娛樂活動十分貧乏、稀少，而煙會期間卻是少有的例外，一些頗有名氣的戲班子、演員也從城裡來到了農村的煙會，利用晚上搭臺唱戲，周圍的村民紛紛前往圍觀；白天各種演藝人員，如唱戲的人、耍把式的人、耍魔術的人、玩雜技的人，來到了地頭，敲起鑼鼓，表現開來，在田頭勞動的人，便可以就近觀看，熱鬧一番。此外，算命、問卦、占卜的攤子也支了起來，沒有科學文化知識，生活負擔又非常沉重的農民，把握不了自己的命運，便“聽天由命”，相信占卜算命的活動，紛紛求神問卦，預測吉凶禍福。由於趕煙會的人員複雜，一些卑劣下流之徒，便尋花問柳，而從城裡來到鄉下的妓女，也就顧客盈門，生意興隆；小偷、流氓的眼睛則盯住了剛賣完大煙的農民、小商販、太太小姐的腰包，時刻準備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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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煙場：收穫鴉片的特殊景觀（5）

所有這一切表明，煙會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活動，每年都要舉行，已經含有民俗的成份在內，有著文化內涵。可以說，煙會是“鴉片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由於煙會是因交易鴉片而興起，鴉片交易是其主要內容，而其他商品交換活動、文化娛樂活動都會附麗於鴉片買賣之中，因此必然附著鴉片生產而興起，擴大，也必然隨著煙毒的剷除而消亡。

嗎啡、海洛因的輸入與國產（1）（圖）

鴉片生產國產化以後，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國家並未停止其走私、輸入中國毒品的行為，每年仍有不少鴉片、嗎啡、海洛因等煙毒輸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隨著鴉片進口的減少，毒性更強、危害更烈的嗎啡、海洛因卻不斷輸入中國，數量逐年增加。

嗎啡是19世紀初發明的“藥物”，具有極強的麻醉、鎮痛作用，廣泛地用於醫療中。但嗎啡的副作用很快被發現，是成癮性更強的毒品。然而，中國人對嗎啡這一毒品並沒有清醒的認識，而是把它當成戒除鴉片癮的靈丹妙藥，用來治療鴉片癮患者。清朝外務部曾經就此問題上奏皇帝，奏章指出：“嗎啡系鴉片所煉之精，原為西醫藥料。而華民每用嗎啡藥針刺入肌膚，以抵煙癮。”一些醫院也用嗎啡作戒菸藥，廣泛應用。上海大英醫院即以嗎啡治療煙癮，並大肆宣傳，廣而告之。它於1874年3月12日在《申報》上作了這樣的廣告，宣傳嗎啡之藥效，廣告說：“由倫敦新到戒菸藥莫啡散（即嗎啡散）多箱，其藥醇正而有力，故杜癮（指鴉片癮）之效較為速捷。”這一廣告倒也名副其實，嗎啡之毒性、成癮性的確高於鴉片，用它是完全可以解除鴉片癮的。不幸的是，戒除了鴉片癮，卻染上了嗎啡癮，其為害更強。

由於清朝同治年間嗎啡才入口東南沿海地區，人們對新來的嗎啡尚無正確的認識，因此很多人都用嗎啡戒除鴉片癮，各地西藥房也公開出售嗎啡。時間一長，一大批人戒斷了鴉片癮，染上了嗎啡癮，使嗎啡的需求量不斷增加。同時，一些外國奸商在洋鴉片受排擠、利潤和銷量降低的情況下，別開財路，販運嗎啡，造成外國嗎啡充斥中國，嗎啡銷售急速上升。1892年上海口岸進口嗎啡15761盎司，至1901年即高達114080盎司，十年之間增加了倍，其增長速度之快是十分驚人的。隨著嗎啡癮者的增多，嗎啡癮的加大，一種新的吸毒方式，即皮下注射嗎啡的方式，也出現了，並逐漸蔓延開來了。同時，嗎啡類的衍生品，如金丹、紅丸等，也氾濫成災了。金丹，是一種固體化的嗎啡類毒品，其主要成份為嗎啡，呈金黃色，在清朝末年進入中國。由於金丹售價低廉，在貧窮的中國百姓之中很有市場，銷售量、危害也逐漸加大。紅丸，是日本發明製造的毒品，它是用嗎啡加糖精調配製成。日本帝國主義首先在東北大肆推銷，使紅丸遍及東北各地。後來，又以大連為製造中心，銷往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流域，使中國廣大地區紅丸氾濫成災。

19世紀末，海洛因被歐洲科學家發明，其初也是作為治療嗎啡癮的藥品行世的。在清朝末年，海洛因也登陸中國了。同嗎啡相似，海洛因最初也是在各地西藥房公開出售的。海洛因毒性、成癮性更強，吸食幾次就可成癮，而且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