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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戒除。在海洛因流行之始,人們對其危害已經覺查了。劉豁公在《上海竹枝詞》中以詩歌的形式比較了海洛因、嗎啡、鴉片的毒性,指出了海洛因的巨大危害,他寫道:“最毒無如海洛因,嗎啡雖烈遜三分。高居鴉片紅丸上,北地人多白麵稱。”
中國的近代確實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時代。中國人在飽嘗鴉片之苦以後,以飲鳩止渴的方法排斥了洋鴉片,但是前門驅狼,後門入虎,嗎啡、海洛因於是先後輸入中國,危害中國。苦難深重的中國,在鴉片、嗎啡、海洛因的圍攻下,陷入了苦難的深淵之中。
嗎啡、海洛因輸入中國後,惟財是圖的不法奸商、軍閥政客便開始試製、生產這一新式毒品。由於嗎啡、海洛因在名義上是嚴厲禁止生產和銷售的,因此這兩類毒品的生產情況、產量缺少文獻記錄,現只能據有關資料將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毒品生產情形縷述如下:
四川宜賓是一個重要的鴉片集散地,在1920年以前,即有人設廠製造嗎啡。據宜賓市政協文史辦《宜賓煙禍紀要》一文記載:“雲南迤東煙,貴州的畢節煙和川煙,因煙質低劣,外銷獲利遠不如嗎啡之大,於是有人在宜賓設廠,將這類煙土製成嗎啡,獲利倍蓰。先有,由匪而官的(國民黨)二十四軍第六混成旅旅長覃筱樓,在宜賓南街‘天生花行’內設廠製造。繼後,劉文彩從1920年至1931年,派人在走馬街‘聚星祥’的後院及原‘中西醫院’內設廠製造大量的嗎啡,運銷上海,獲得大利。於是加工製造,越搞越多,每天竟搞到10擔以上的煙土(作原料)。所產嗎啡,全交在上海的鴨池人劉玉山在上海代銷,所獲本利,囑其代購軍火武器。……於是劉玉山成了富翁聞人,而有‘上海嗎啡大王’之稱。”(宜賓市政協文史辦:《宜賓煙禍紀要》,載《近代中國煙毒寫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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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啡、海洛因的輸入與國產(2)
唐繼堯統治雲南時,日本浪人勸其“可用雲土製造嗎啡、高根、海洛因等烈性毒品,運到長江一帶售賣,可獲厚利”,遂於1923年春派“禁菸公所”總辦李鴻綸前往漢口(此時,日本浪人已在漢口秘密製毒)接洽,雙方簽訂了密約:“(1)製造方面,請日本人當技師,薪給從優,器械也由技師代為購辦;(2)雲南派曾在日本學習製造藥物的人擔任行政和技術補助事務;(3)所需煙土由技師化驗後指定,收買供給;(4)製造機關設在昆明秘密地方,表面要有掩護,對外名為化學工廠,技師不和外界一切人交往;(5)製成後由日本人在漢口代為銷售,但運輸由滇自理。”簽訂條約後,“禁菸公所”專門成立了泰豐隆煙號,收購日本技師指定的產自開化、邱北和麻慄壩的煙土,共約二萬餘兩,日本技師二人拿著器械、藥物至昆明,在昆明南門外富滇銀行貨倉秘密製造。“造了三年多,製成精嗎啡、粗嗎啡三千多兩,海洛因一千多兩”(宋光濤:《鴉片流毒雲南概述》,載《近代中國煙毒寫真》)。但是,這個秘密製毒廠技術差,質量不好,隨後即停止製造了。
抗戰時期,雲南流行“梭梭煙”和“曹達”兩種毒品,是從四川輸入的。梭梭煙和曹達是從煙槍內取出膏液,和以無水醋酸等化學藥品製成。既便於攜帶,止癮的效力也快,製造和售賣的較多。
福建晉江地處東南沿海,很早就有種植罌粟的了。1926年晉江縣張林村村民張子銀從臺灣醫生處學會了製造嗎啡的技術,開始製造嗎啡,並向村民傳授技術,使該村成了有名的“嗎啡之鄉”。在30年代,該村從汕頭等地收購鴉片,煉製成鴉片、嗎啡後,銷往同安、廈門、蒲田、仙遊、福清、寧波、溫州、上海等地。“據不完全統計,1948至1949年,張林村有大小製毒公司40家,制販毒品者543人,佔總戶數的80%,佔總人數33%,僅為販毒專用的腳踏車達180輛。該村最大的嗎啡公司是‘三大公司’,出產26種商標的毒品,資本及產量均佔該村50%以上。”(許良曉:《晉江煙毒記》,載《近代中國煙毒寫真》)
1928至1932年,軍閥劉湘統治四川,“鑑於對待嗎啡等毒物的製造和販運活動,既不能像鴉片煙那樣寓禁於征,就課以重稅,準其售吸;但不願任其氾濫,影響財政收入”。因此,下令禁毒。但他的部隊仍大肆製毒、販毒。“如二十一軍第七師師長藍文彬、旅長穆瀛洲以及地方惡霸團伐申文英、李盈庭等,都在重慶設製毒工廠;在萬縣受王陵基招安的河南巨匪崔二旦、王泰,是二十一軍第一、第二路警衛司令,他們兵營內,設有嗎啡作坊,以武裝保護,公然批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