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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盡有。……隨著煙生意而來，便是吃喝玩樂，煙、酒、娼、賭，混跡其中，平時冷冷清清，連過路狗都要咬人的鄉場，一時虛假繁榮，烏煙瘴氣。煙販們這種瘋狂的爭利和享樂，往往伴隨著另一種樂極生悲。那就是煙會期間，搶劫與暗殺不斷髮生。煙會期間雖然熱鬧，但那隻不過是煙土的陳列展覽，所成交的是小量零星的煙、物而已。真正的大批鴉片買賣，是在暗中進行的，煙會市場上是見不到的。”（宜昌市政協文史辦：《宜賓煙禍紀要》，載《近代中國煙毒寫真》）
趕煙場：收穫鴉片的特殊景觀（4）
關於煙會上鴉片買賣的具體情形，我們以內蒙古的赤峰縣為例說明。民國年間，“每年大煙季即收割季節，市面上比往常熱鬧多了。……集市路邊擺著一排排的收煙攤，收買大煙的人多是來自天津、北京、瀋陽等地的老客，也有本地紳商富戶派出的收購人。他們坐地擺設短腿桌子，上面旋轉大煙燈、戥子、秤、盛煙奶子的盆、罐、油布等，以招徠賣煙的農民。一般種煙戶，要完稅，要交租，要還債，割大煙更要僱幫工，急等錢用，只要煙地一開刀（開始割漿）就隨割隨賣。所以，一到集日，賣大煙奶子（指生鴉片）的人很多，摩肩接踵。他們拎著罐子、缸子，也有的牽著毛驢馱著裝有剛曬成的稀煙土，到處求售，也有給本地主顧、東家送貨上門的。收售鴉片必須用煙燈、釺子等工具把煙奶子或煙土經燒烤後冒出煙霧，再加吸嗅捻看，以鑑別品質優劣高低，最後議價成交，過秤付款。外地老客收足了生鴉片多是就地加工，及時運走，而本地富戶則加工後儲藏起來，相機高價出售或轉運外地。”（李心平、王洪武：《鴉片煙毒在赤峰》，載《近代中國煙毒寫真》）
煙會期間進行著鴉片貿易，交易量很大，往往是舊官僚勒索錢財的好機會。在雲南省滇西地區，抗戰時期鴉片煙買賣市場集中在巍山縣，過去叫蒙化，當時的縣長是宋嘉靜，所有從西路來的煙進入蒙化，都要按百抽一給宋嘉靜。後來煙市搬到了鳳慶，蒙化實則成了公開市場（參見馬超群：《雲南制煙販毒內情》）。在四川滎徑縣，“縣長唐登漢在每年煙會的前期，必須把鄉鎮長加委一番。因為收煙期間，鄉保長的油水很大，必須向縣長獻上一筆大款，才可以得到加委狀；如果包袱（指賄賂）小了，加委狀就到錢多的地方去了。順江鄉鄉長熊大章因只送了金圈12支就沒有得到加委狀，後來向親朋借貸，湊足20支金圈，加委狀才得到手中。其他每個鄉長都不兩樣，不過禮物不同，方式各異。煙會期間，加委狀異常寶貴；繕寫委狀的，封印委狀的，轉發委狀的，登記委狀的，還有聽說加委了先去報喜的，衙門裡上上下下，太太小姐，丫頭老媽以及打雜勤廚，都是要吃喜分紅的。這筆收入的款項，也就是衙門上下人等預備購買新煙準備金了。當然，鄉長回鄉，對於保甲長也照搬這套方法來索取現金。‘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也算是當時的常規。”（陳耀倫：《西康煙毒與滎經事變》，載《近代中國煙毒寫真》）
從以上數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鴉片生產種植在全國許多地區已經成為一件十分重大的農業生產活動，人們對鴉片的生產十分關注，渴望著豐收。因此，當收穫在即的割煙時刻，鴉片種植區都熱鬧異常，空前繁榮，形成了節日般的煙會。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煙會就是當地的重大節日，還是一個內容豐富、購物、娛樂兼顧的節日。
趕煙會的人包括三教九流，社會各個階層。他們分別是具有割煙技術的刀兒匠；因剛賣了大煙，手頭略微寬裕的農民，他們急於給衣不蔽體的妻子兒女買衣服、家常日用品；各種各樣的商販，從賣衣飾到各種食品、日常用品；收購鴉片的煙土商，他們從農民手中收取零星的生鴉片，再轉賣給外地的大鴉片商；各類地方戲的演員、戲班子、雜技演員、馬戲班子、耍把式的武術教頭等，他們也趁人們手中有錢，心情高興，來獻藝賺錢；僧人、道士等神職人員，他們或前去化緣，或者釋出“天氣預報”，索取大煙，也是趁機分潤的一夥；妓女、小偷、盜匪也來了，他們或以色相換口飯吃，或明搶暗偷，乘機撈一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煙會期間，各地地方衙門裡的軍政大員、大小官吏和差役人員，也伸出了手，或者派人收取鴉片，囤積居奇；或者親自出馬收購；或者趁機委任各級官員，撈取賣官之錢，或者乘機勒收捐稅，中飽私囊。因此，煙會期間士、農、工、商等人都來了，全社會各階層的人都來了，他們都要趕煙會，發鴉片財。
煙會期間的活動豐富多彩，具有濃厚的節日氣氛。當然，煙會期間主要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