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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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強暴,又誠實、單純、律己嚴格,對於求知、對於音樂、對於詩歌、對於良心的正直都有強烈的要求),對德國人的生活的影響,不論從好的方面或壞的方面來說,其深刻的程度和決定性的作用,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馬丁·路德透過他的講道和出色的聖經翻譯,創造了現代德語,在人民中間,不僅造成了對基督教教義的新教理解,而且也形成了一種熱烈的日耳曼民族主義,最後還教導他們——至少在宗教方面——個人良心的至高無上地位。但是不幸的是,在主要是由於他的宣教而引起的農民暴動中,路德站在王公貴族一邊,而且他熱烈擁護政治上的專制政體,這造成了政治上愚昧的、鄉上的極權主義,使得絕大多數德國人民陷於貧困的境地,知覺驚人的遲鈍,性格特別的馴順。更糟糕的也許是,這種情況使得不僅階級之間,而且日耳曼民族的各個王室和政治集團之間的無法消弭的分裂永久存在,甚至尖銳化。這種情況使得德國在好幾個世紀內不能實現統一。
三十年戰爭和該戰爭於1648年結束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給德國帶來了最後一場奇災大禍,這次打擊之甚,使得德國以後一直沒有能完全恢復過來。這次戰爭是歐洲最後一場宗教大戰,它開始的時候是一場新教和天主教兩派之間的衝突,到快結束時已變質一邊是天主教的奧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另一邊是天主教的法'92'國波旁王室和新教的瑞典王室之間的一場混亂的王室衝突。德國全境受到了野蠻的戰爭的洗劫,市崖蕭條,田野荒蕪,生靈塗炭,十室九空。據估計,在這場野蠻的戰爭中,德國人死了1/3。而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對德國未來的為害之甚幾乎不亞於戰爭本身。站在法國和瑞典一邊的德國王公諸侯成了他們小小領域內的絕對統治者,他們為數約有350 個,而對這些王公諸侯而言,皇帝不過是個名義上的傀儡而已。
15世紀末葉和16世紀初葉席捲德國全國的要求改革和啟蒙的浪潮這時受到了壓制。而在那個時期裡,大一些的自由城市都享有實際上的獨立地位;封建主義在那裡已經消亡,藝術和商業非常發達。即使在農村裡,德國農民也取得了比英法農民更多的自由。的確,在16世紀初葉,德國可以說是歐洲文明的源泉之一。
可是現在,在簽訂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後,德國又陷於莫斯科公國式的野蠻落後狀態。農奴制度又恢復了,甚至擴大到了以前從來沒有實行過這個制度的地方。城市喪失了自治的權利。農民們,工人們,甚至中產階級的城市居民都遭到了王公諸侯的窮兇極惡的剝削,處於令人屈辱的奴役地位。
對學問和藝術的探索,完全陷於停頓。貪婪的統治者對於日耳曼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是毫無感情的,他們徹底撲滅了臣民中間這種情緒的任何表現。文明在德國停止了發展。正如一個歷史學家所說,德國“被人為地固定在一箇中世紀式的混亂和軟弱的水平上”。經過這次挫折,德國一直沒有徹底恢復元氣。接受專制統治,盲目順從像小暴君那樣統治的王公諸侯,這種心理已深入德國人的思想中。而在17和18世紀在英國取得迅速進展、在1789年在法國爆發為大革命的民主思想。
議會統治思想,在德國卻根本沒有萌芽。德國人在政治上的這種落後狀態,使德國隔絕於西方其他國家,也落後幹西方其他國家。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被分裂為這麼多小國家,同歐洲的思想和發展的潮流完全隔絕。因此就不可能自然地形成一個民族國家。我們要了解德國人民以後走上的自取滅亡的道路和決定這條道路的不正常的思想狀態,必須記住這一點。最後,德意志民族國家是靠赤裸裸的武力來形成的,是靠赤裸裸的侵略來維持的。
普魯士位於易北河之東。隨著19世紀的消逝——在這個世紀裡,法蘭克福一些思想混亂、性格怯懦的自由主義者曾經企圖在1848—1849年建立一個有點民主的、統一的德國,可惜失敗'93'了——普魯士開始掌握德國的命運。
好幾個世紀以來,這個日耳曼人的國家一直置身於德國曆史發展和文化的主流之外。它幾乎好像是個歷史的畸兒。普魯士原來是易北河以東多沙的荒地上一個邊疆國家勃蘭登堡。這些荒地都是11世紀以後逐步從斯拉夫人手裡奪取過來的。統治勃蘭登堡的是霍亨佐倫家族,他們不過是些軍事冒險家。在他們的統治下,斯拉夫人(其中主要是波蘭人)沿著波羅的海逐步往回退,敢於起來反抗的,不是被消滅了,就是成了無地的農奴。德意志帝國法律原來禁止諸侯稱王,但是在1701年,皇帝默許了選侯腓德烈三世在柯尼斯堡加冕為普魯士境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