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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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王。

這時，普魯士已經靠自己的武功成了歐洲主要的軍事強國之一。它沒有其他國家那樣的富源。它的土地貧瘠，缺乏礦藏。它的人口稀少。它沒有大城市，也沒有工業，文化很落後，甚至貴族也很窮。無地農民的生活同牲口差不多。然而靠著堅毅的意志和組織的天才，霍亨佐倫王室終於建立了一個斯巴達式的軍事國家，它的軍隊，訓練有素，每戰必勝。它總是同當時最強的國家結成暫時的同盟，運用這種權術外交不斷擴大自己的領土。

這樣就完全人為地出現了一個國家，它不是人民力量的產物，也不是一種思想（除非是征服思想）的產物，它所以能夠維持，是靠統治者的絕對權力，是靠一批忠實執行命令的思想偏狹的官僚，是靠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

國家歲收有2/3　一一有時多達5/6　——花在軍隊上，軍隊在國王統率下成了國家本身。米拉波曾說，“普魯士不是一個有軍隊的國家，而是一支有國家的軍隊”。用管理一個工廠那樣的效率和殘酷無情的方式統治的國家成了至高無上的一切；人民不過是一部大機器中的小齒輪。不僅國王和領操的班長這樣教導個人，而且哲學家也這樣教導個人：他們在生活中要起的作用是順從、工作、犧牲、義務。甚至康德也宣傳，義務要求壓制人情，而普魯士詩人維利巴耳德·亞歷克西斯就歌頌人民在霍亨佐倫玉室統治下受奴役。在不喜歡這種情況的萊辛看來，“普魯士是歐洲最奴化的國家”。

在現代德國要起很重要的作用的容克地主也是普魯士的特有產物。正如他們所說，他們是一種主宰種族。他們佔據了從斯拉夫人手裡征服的土地，建立了大莊園，經營農業，在莊園裡幹活的就是這些斯拉夫人，後者成了同西方農奴完全不同的一種無地農奴。普魯士的土地制度同西德及西歐的土地制度有著本質上的不同。在西德或西歐，佔有大多數土地的貴族從農民那裡收取地租或者封建的貢品，農民雖然常常處於農奴的地位，但是仍舊享有一定的權利，可以——而且事實上也如此——逐步贖回土地和人身自由。在西方，農民是社會中一個很可靠的部分；而地主，雖＇94＇然有他們的種種缺點，在養尊處優的條件下，也慢慢有了一種教養，從而形成了一種文明的生活方式，這可以從他們優雅的舉止、思想和藝術中看到。

而普魯士的容克卻不是養尊處優的人。他們經營規模很大的莊園，工作極其辛勤，很像今天的工廠主。他們對待無地農民完全像奴隸一般。在他們的大莊園裡，他們是絕對的主人。當時普魯士也沒有西方的那種大城市或人數相當多的中產階級，因此容克受不到他們的文明影響。同西方有教養的貴族相反，普魯士容克變成了一種粗野、專橫、傲慢的人，沒有教養，沒有文化，侵略成性，目空一切，殘酷無情，心胸狹隘，斤斤計較，喜歡佔小便宜，這最後一點，有些德國曆史學家在最成功的容克地主奧托·馮·俾斯麥的私生活中都看到了。

就是這個政治天才，這個宣傳“鐵和血”的人，在1866年與1871年之間結束了為時幾達1000年之久的德國分裂狀態，而用武力建立了大普魯士國家，或者可以稱為普魯士德國。我們時代的德國，就是俾斯麥一手創造的，它是近百年來歐洲和世界的一個“問題兒童”，是一個人民天賦優異、精力充沛的國家。就是在這個國家裡，先是俾斯麥這個傑出人物，以後是德皇威廉二世，最後是希特勒，在軍官階層和許多古怪的知識分子的幫助下，培養出了一種對權力和統治的野心，對橫行無忌的軍國主義的熱情，對民主和個人自由的輕視，對權威和極權主義的慾望。在這種情緒的蠱惑之下，這個民族突然興起，達到登峰造極的高度，然後又跌落下來，如此起起伏伏，幾經盛衰，一直到1945年春季希特勒的覆亡，才看來似乎已經完蛋。但是，要有把握地這麼說，現在恐怕為時尚嫌過早。

“當前的重大問題，”俾斯麥在1862年擔任普魯士首相時宣稱，“是不能用決議和多數表決來解決的一1848—1849年的人們的錯誤就在這裡——而是要用鐵和血來解決。”他著手解決這些問題時所採取的就是這種方法，不過話得說回來，除了鐵和血以外，他還輔之以一種巧妙的外交手腕，往往極盡詭詐之能事。俾斯麥的目的是要扼殺自由主義，扶植保守主義的力量，也就是容克、軍隊、王室的力量，使得德國能與奧地利相抗衡，不僅成為日耳曼人中間的支配力量，如果可能的話，也要成為歐洲的支配力量。“德國所仰望於普魯士的，不是它的自由主義，”他在普魯士議會對議員們說，“而是它的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