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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軍費支出32億7千1百萬日元，1938年增至59億6千2百萬日元；1939年再增至61億5千6百萬日元，軍費支出在歲出總額中所佔比重分別為68。9％、73。3％、68。5％＇注：楫西光速等：《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第309頁，東京1974年版。宋屋典郎：《日本經濟史》第336頁，三聯書店1963年版。＇。加上1939年秋、冬出現嚴重的糧荒，使日本政府更加焦頭爛額。國力的匱乏和國民的反戰情緒給日本軍部的首腦們沉重的打擊。參謀次長澤田茂中將對當時的形勢一籌莫展：“我作為參謀次長，首先從各方面瞭解了因中國事變的拖延，日本的力量究竟還剩下多少。我認為，從外表看日本是強大的，但恰好象水果從內部腐爛那樣，所以是不能長久的＇注：《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3卷第113頁。＇。”1939年9月，歐戰爆發，日本由於侵華戰爭陷入無法克服的困境而被迫宣佈“帝國不介入，專注於中國事變。”戰爭前景的黯淡，使日本陸軍中就如何解決中國事變引起相當大的混亂。
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中國是全世界參加反法西斯戰爭的五個最大國家之一，是在亞洲大陸上反對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國家＇注：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選》合訂本第934頁。＇o”中國人民獨立的英勇反抗鬥爭，有力地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企圖迅速佔領中國的狂妄計劃。
日本參謀本部早在1933年就制定了對蘇聯作戰年度的計劃。但由於蘇聯在遠東地區加強戰備，也由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的沉重打擊，日軍到1935年傷亡總數累計達16萬9千餘人＇注：井上靖：《昭和五十年～日本新書8》，第81～82頁，1976年東京版。＇，因而不敢再輕舉妄動。“關東軍迫於討伐，致使本來的目的——整體對蘇戰略體制，始終也未得到進展＇注：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冊601頁。＇。”
隨著世界法西斯主義的泛濫，德國、義大利、日本三國形成軍事同盟。1940年9月，三國簽訂《德意日三國同盟條約》，日本承認德國、義大利在西方“建設歐洲新秩序”，德、意承認日本在東方“建設大東亞新秩序”。他們合夥制訂了一個從中國北面經過西伯利亞，從中國南面經過印度洋，把歐洲戰場同亞洲戰場直接聯絡起來的戰略企圖，透過這樣一個聯合軍事行動，來達到它們征服世界的目的。
早在蘇德戰爭爆發前夕，希特勒就對日本訪德考察團團長山下奉文大將說：“希望儘早返回日本，請日軍從滿洲打進西伯利亞＇注：《歷史與人物》1978年第8期第43～44頁，日本中央公論處出版。＇。”蘇德戰爭爆發後，德國外長裡賓特洛甫又電示駐日大使奧托：“用你所能運用的一切辦法，希望努力使日本儘速參加對蘇作戰＇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第361頁。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在德國的慫恿下，日本外相松岡洋右在1941年6月下旬的日軍大本營和內閣聯席會議上，力主對蘇開戰，協同德軍夾擊蘇聯。當年7月，日本在中國東北進行“關東軍特別大演習”，為實施“北進”計劃做準備。然而，當時日本駐“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左火右田）俊六極力反對，告誡日軍大本營不要把“處理中國事變這個根本忘了＇注：日本防衛廳戰史研修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第三卷第二分冊第154頁。＇”。當德軍兵臨莫斯科城下之時，蘇聯處於十分危急的時刻，儘管日本看到了這一千載難逢的良機，但力不從心，未能如願。日本大本營參謀總長杉山元指出：“……日本的大部分兵力現正用於中國”，再北進對蘇開戰，“實際上辦不到＇注：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戰爭全史》第一冊第153頁，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因此，日本政府決定，只有“德蘇戰爭演變為對帝國有利的情況下，才使用武力解決北方問題＇注：同上，第155～156頁。＇。”毛澤東曾指出：“由於蘇聯的強大，由於日本在中國戰爭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進攻西伯利亞的原來計劃，而對之採取根本的守勢＇注：毛澤東：《論持久戰》，毛選合訂本第477頁。＇。”客觀上，這種局面的出現，使蘇聯擺脫了東西兩線作戰的困境，從容地把東部地區作為鞏固的後方，全力投入蘇德戰場。可以說，日本放棄“北進”，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抗日戰爭緊緊地束縛了日本侵略者的手腳，使其欲罷不能。
蘇德戰爭爆發後，1941年7月2日，日本召開了御前會議，正式透過了《適應新形勢演變帝國國策綱要》，決定“不論世界形勢如何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