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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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方

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戴季陶用儒家用語來重新解釋孫逸仙的學說。這種對中

國淵源的迴歸絕不會嚇跑資產階級。聶雲臺對城市闊少宣傳節儉之類的說

教，或者穆藕初為了企業管理方面的問題而到和尚廟裡去求籤，這些都是仿

效古代的做法。

更令人感到詫異的是，資產階級贊同這樣的看法，即由一個有無限權力

的國家來充擔團結與民族繁榮的保衛者。這種求助於國家的想法，不但與新

③ 基南：《中國的杜威實驗》，第　119　頁。

① 赫爾曼？馬斯特第三和威廉？G。塞韋爾：《出自傳統的革命：戴季陶的政治思想》，《亞洲研究學報》，

34。1（1974　年　11　月），第　73—98　頁。

近引進但未完全吸收的自由主義不相符，並且也與商人階級傳統的經濟獨立

思想相反。如果資產階級竟然把建立國家主義－中央集權主義的國家視為最後

的解決辦法，那是因為（正如大多數作家所強調的那樣）它把這樣的國家當

作對抗工人的要求和革命紛擾的最有效保障。但是，也許更為重要的是，資

產階級認為只有強大的政權才能重新獲得並且保持民族的獨立。

中國資產階級並不完全是由於倦怠和恐懼而不得不聽任蔣介石當權——

如它曾經聽任袁世凱當權那樣。它還希望他能使他們擺脫他們固有的矛盾，

從而調和資本主義與民族主義。蔣介石與資產階級的和解，由於舊的私人關

系和上海商人團體的衰落而更加容易實現。

辛亥革命時期，上海都督陳其美隨從人員當中的私人關係似乎就已經建

立起來了。陳其美死後，他在上海總商會和浙江幫裡的老盟友虞洽卿和張人

傑（靜江），幫助了陳的門徒蔣介石發跡。１９２０　年虞洽卿為了解決孫逸仙所

急需的資金，創辦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讓蔣介石加入了這一事業。在這裡

聚集了所有以後在蔣介石的興起中起重要作用的人——陳其美之侄陳果夫，

國民黨卓越的理論家戴季陶，虞洽卿的朋友、上海總商會董事聞蘭亭。

這種私人關係的重要性，在　１９２５　年孫逸仙逝世後國民黨核心中的力量重

新組合和右派的形成中，也顯示了出來。這個西山會議派引證戴季陶的著作，

反對共產黨員進入國民黨核心。有證據表明虞洽卿和張人傑插手了這一派滲

透進上海的事。在廣州，孫文主義學會和企業界之間的聯絡卻比較難於建立。

直到　１９２５　年　１１　月他們最後失敗為止，溫和派商人似乎寧願投向孫的對手陳

炯明。而且直到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　２０　日蔣介石發動政變為止，國民黨政府的激進

路線阻礙了右派力量的重新聚集。但是張人傑或南洋兄弟菸草公司首腦筒照

南到廣州並間歇地參與政府事務，卻暗示國民黨右派、蔣介石和企業界之間

的接觸從來不曾斷過。

中國資產階級和國民黨之間的關係超出了這種聯盟的範圍。特別是在廣

州，這種種聯絡反映出　１９２５—１９２６　年間所有政治上含糊不清的狀態。對於經

過　１９２４　年秋嚴厲鎮壓檢驗的商界，國民黨政府相繼使用引誘——強制性的統

一戰線政策——和警告兩種手法。其目的在防止獨立的資產階級力量的復

活。商團的重新組織被禁止，一切社會援助和慈善活動被置於嚴格的控制之

下。①同時，政府設法與那些準備與它合作的商人達成諒解。它鼓勵成立新的

組織以與已經建立的組織競爭。在等待各商會改變態度的同時，它建立起一

個廣州商人協會以與它們相對抗。②它還組織了一個市民團來代替商團，由各

公司出資，但是其政治與軍事機構都由政府當局控制。③任何頑抗者都將被列

為“買辦型商人”而置於國民黨商業部門的直接管制之下。④南洋公司因拒絕

向政府提供貸款被指控為壓制工會而遭到抵制。⑤

這些做法並不只是政治上的操縱。在西方受教育的宋子文，一位經濟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