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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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歷史家們毫不客氣地稱為腳踏兩隻船）的

慣常做法。資產階級在夏天逐漸脫離運動，這反映了新的力量均勢，而不是

造成了這種均勢。採取主動的是那些在讓步與恐嚇之間搖擺不定的外國人，

③ 《血痕》，2，1925　年　6　月　19　日；3，1925　年　7　月　12　日。《救亡》，2，1925　年　6　月　16　日。

① 《北華捷報》，1925　年　11　月　14　日，第　294　頁。

② 《北華捷報》，1925　年　8　月　1　日，第　78　頁。

③ 《北華捷報》，1925　年　8　月　29　日，第　251　頁；切斯諾：《中國的工人運動》，第　266　頁。

④ 《北華捷報》，1925　年　3　月　21　日，第　478　頁；1925　年　4　月　25　日，第　140　頁；1925　年　6　月　13　日，第　440

頁。

① 《密勒氏評論報》，1926　年　7　月　24　日，第　188—190　頁。

② 《北華捷報》，1925　年　8　月　15　日，第　167　頁。

以及把罷工擴充套件到中國工廠和行政機構的工會。和往常一樣，資產階級對事

件作出了反應，但並沒有在事件中採取主動。它增加工資，試圖分裂工人組

織，並在罷工者和外國廠主之間進行調停，以便就工人回到日本公司（８　月）

和英國公司（１０　月）工作進行談判。這是天性謹慎嗎？是由於內部矛盾而處

於無能狀態嗎？資產階級應付各種具體情況，卻又一次被歷史的程序所拋

棄。

轉向蔣介石，１９２７　年　４　月

向蔣介石靠攏使作為政治力量的資產階級迅速被排除出去，這並不完全

是　１９２７　年革命擴張所強加的最後一條出路。這是　１９２３　至　１９２４　年以來一直在

進行的政治思考程序所達到的一種選擇。

這一動向發源於接近新資產階級的自由知識界。１９２４　年蔣夢麟注意到自

由主義③和新教育已經失敗這一既成事實，兩者都強調個人的發展。《中國教

育改革》在新任編輯陳啟天主持下，宣傳旨在造就對國家有用的公民的國家

主義教育。在中國青年黨及其刊物《醒獅週報》支援下，國家主義思潮在五

卅運動中所起的作用比一般想象的要大。青年黨領袖曾琦（１８９２—１９５１　年）

和李璜（１８９５　年—）可能　２０　年代初在法國時受到查理？莫拉的影響，他們

宣傳國家的“永恆結構”，說它是超越社會變遷的，並號召一種全民革命，

即恢復經濟、政治和文化平衡而不改組社會秩序。

國家主義運動是對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一種反動，在某些

方面與自強思想有相似之處。雖然它確實包含了極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傾

向，但一開始並不排斥一切民主實踐；它的精英統治論被某種民粹主義軟化

了。

在國民黨內部，戴季陶（１８９４—１９４５　年）這時也採取了相似的路線。由

於他曾經信仰共產主義，所以強調列寧主義組織方法的重要性，夢想把它應

用於民族主義革命（國民革命），以求實現“一種中央集權主義政治領導下

的總體國家”。①

在　１９２７—１９２８　年南京政府建立以後，大部分民族主義、階級合作主義和

國家主義的主題都被國民黨正式採納。因此，很難評價它們各自在　１９２７　年之

前的影響。在此期間，它們似乎在傳統的和現代的城市精英中都獲得了最大

的成功。這種意識形態保持了某些基本的價值觀念——反對帝國主義、經濟

現代化——同時排斥階級鬥爭，因而符合資產階級的願望和利益。在一些基

本點上，如社會和諧、民族獨立和物質進步，這一綱領令人想起　１９１９　年的綱

領。但它們的精神卻不一樣。為了實現這些目的，資產階級和知識階層以前

是寄希望於西方，現在卻似乎要依靠傳統文化的復興和民族主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