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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ques Barzun）所說的，甚至馬洛這個名字也意味著“英國性、優雅和權勢”［60］。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第二章 現代主義與血腥情節劇：三個個案研究（29）
錢德勒雖然並非嚴格意義上的世界主義者，但他也不是典型的美國人。他在給他的英國出版商的信中寫道：“和比爾博姆Max Beerbohm：英國漫畫家和作家。——譯註一樣，我可能晚生了半個世紀，我屬於一個優雅的年代。我本可以輕易地成為這個世界所不需要的一切。因此我為《黑麵具》撰稿。這真是個諷刺的笑話。”（轉引自MacShane，The Life of Raymond Chandler，76）他的小說也有同樣嚮往的調子，暗示了對愛德華時期騎士品質的強烈懷念之情。他曾就現代生活發表如下看法：“我喜歡的人必擁有禮節、風度和一些社會直覺，他們的教育水平會比《讀者文摘》略高一些，他們並不會用廚房裡的小器具和汽車來表現自己的生活品質……儘管除此之外，我寧願和亨利？福特好好喝上一杯。” （轉引自MacShane，The Life of Raymond Chandler，77）他在加州並沒有找到很多這種人，也正因為此，他的作品中彌散著一種孤獨感和羅曼蒂克的憂鬱。
即便如此，錢德勒仍是描寫洛杉磯的作家中最優秀的一位。他賦予這座城市以風格，讓他的讀者能開心地隨著他漫遊（flanerie）於它的海灘、山腰和參差多型的城區。並且，這種體驗總是帶有波德萊爾式的頹廢、墮落、腐朽的甜美氣息；於是，像《長眠不醒》這樣的小說有時能讓人想起艾略特筆下倫敦最黑暗、反動的景象。馬洛目光所及，86見到的都是猶太人、同性戀者、黑幫分子、各種野心家和來自中西部的暴發戶。甚至那些民房也給他贗品的印象。當馬洛破門闖入阿瑟？格溫？蓋革（Arthur Gwynne Geiger）的月桂谷（Laurel Canyon）邦戈羅Bungalow：周圍有陽臺帶緩坡屋頂的平房。——編注時，他這樣說道：“加州房子裡，你唯一不能一腳踢穿的地方就是大門了。”［61］
錢德勒靠通俗媒體討生活，但他的作品卻是基於一種慣常的高度現代主義信念，即現代社會是廉價而脆弱的，對真正的文化有摧毀性的作用。他在資本主義美國遭受的挫折加深了他對都市荒原的蔑視。他在晚些時候成為一個著名的小說家，稍晚於他那失敗的加州石油業務主管的職業生涯，而他對那些廣告商、光面紙雜誌或任何為他的技術支付薪酬的現代機構有種本能的厭惡。於是，他一到好萊塢工作，就立即對“巨大的金錢商業運作和花天酒地的生活之間在心理和精神上的怪異血親關係”發表了評論，並說，製片廠的存在是“為了摧毀作家和他的潛意識之間的勾連”。（轉引自MacShane，The Life of Raymond Chandler，123）而菲利浦？馬洛其實大體上也是這樣說的，只有少許更動。畢竟，馬洛其實是一個象徵符號，正如邁克？戴維斯（Mike D*is）所說的，“一個小生意人，被迫同黑幫分子、*的警察和寄生蟲般的富人（通常是他的僱主）作鬥爭——他只是作者同製片廠寫手和大佬之間關係的一個羅曼蒂克化的虛擬人物”（38）。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1940年代的好萊塢電影大大地修改了“馬洛…錢德勒之聲”，尤其是霍華德？霍克斯的《長眠不醒》（1945），這部電影充滿了有趣的邪惡，但對政治卻相當漠不關心。然而，那個聲音卻在電影版的《雙重賠償》中不絕於耳——尤其在沃爾特？內夫和巴頓？基斯之間的親密打趣中，他們看上去就像是兩個受僱於某家電影廠的作家。這兩個男人關於迪特里奇森（Dietrichson）案件的對話和派拉蒙公司的故事會議（story conference）如出一轍，而沃爾特欺騙保險公司的企圖則一如懷爾德、錢德勒對審查制度和製片廠所玩的把戲。保險業和電影之間暗含的相似性讓懷爾德產生如此大的興趣，他甚至和美術指導哈爾？佩雷拉（Hal Pereira）在場景設計上巧妙地強調了這一點：沃爾特？內夫的公寓其實仿造的是懷爾德自己開始為派拉蒙公司工作時所住的夏特蒙特酒店Chateau Marmont：位於好萊塢日落大道8221號，建於1927年。——編注公寓；而“太平洋保險公司”的辦公室則全然複製自派拉蒙影片公司在紐約城的家庭辦公室（home off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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