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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Feuillade］的《方托馬斯》［Fantomas，1913］），但是人們都一致同意第一批論述好萊塢黑色電影的文章發表在法國的電影雜誌上，時間是1946年8月——“韋龍？沙利文”恰在此時創作他的小說。黑色電影這個術語是和“黑色小說系列”呼應的，對它的首次使用出現在對五部製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電影作品的評論中，其時，這五部電影正在巴黎連續公映，它們是：《馬耳他之鷹》、《雙重賠償》、《勞拉》、《愛人謀殺》［Murder； My Sweet］，以及——考慮到它在其後大多數文章中消失這一事實，有點令人驚訝——《失去的週末》（The Lost Weekend）。那年夏天，還有一部電影在巴黎公映，那便是被一位法國影評人稱為“布林喬亞悲劇”的《綠窗豔影》（The Woman in the Window），此片之後成為黑色電影的又一經典之作。［9］即將上映的米高梅（Metro�Goldwyn�Mayer）作品《郵差總按兩次鈴》（The 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也與上面的五部作品一併被提到，而《公民凱恩》雖被提及，卻被歸為自成體系的另類。評論界主要討論了前四部驚悚片——雖然它們並不相同（《馬耳他之鷹》不具備第一人稱敘述者［first�person narrator］或閃回，《勞拉》也並不以硬派小說為藍本），但看上去還是屬於同類作品。這些電影最終成為這一突然出現的門類的原型，並將對這十年中的法國思想起到不同尋常的影響。 。 想看書來
第一章 一個概念的歷史（4）
在某種意義上，是法國人發明了美國黑色電影，他們這樣做是因為當時當地的條件使他們傾向於從某個特定的角度來看待好萊塢。正如R。 巴頓？帕默（R。 Barton Palmer）所說的那樣，戰後的法國擁有相當發達的電影文化，這種電影文化是由劇院、雜誌、“電影俱樂部”（cine�clubs）等組成的，在這些地方，電影被當做藝術，而非商業娛樂。［10］同樣重要的是，15解放後的十年內，在法國的導演和批評家圈中有一股美國風（Americani*）的強烈回潮，他們希望以好萊塢型別電影更為“可信”的手法來重新改造法國藝術電影。［11］在美國與歐洲的辯證關係中，“新浪潮”（nouvelle vague）終會噴薄而出，而所謂的黑色電影——它明顯地受惠於歐洲現代主義——則成為法國電影批評中最重要的一個門類。
法國人會發明美國黑色電影，還因為正是後者觸發了他們本國電影的一個黃金時代的到來。很快，他們便發現，那些新好萊塢的驚悚片和本國那些與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運動有關的電影十分相似，例如《逃犯貝貝》（Pépé le Moko，1936）、《北方旅店》（H�tel du Nord，1938）、《天色破曉》（Le Jour se lève，1939）——這些陰暗的情節劇總是發生在一個都市的犯罪環境（urban criminal milieu），那些被宿命所困擾的人物在巨大的壓力下泰然自若地行動著。［12］其實，早在1930年代末，“黑色電影”這個術語便被法國作家用以形容這些電影了。電影史學家查爾斯？奧布萊恩（Charles O�Brien）指出，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
“黑色”這個詞一般具有貶義，於是經常被法國右翼報紙利用，用以攻擊“無道德和醜聞性”的左翼文化。［13］然而，不管怎樣，“黑色”作為一個描述性的形容詞得到了一些左派作家的擁護（特別是在戰後），不管這種風格叫不叫“黑色”，它都受到了人民陣線的歡迎，並最終成為獲得世界上大多數批評家認可的一類電影。因此，當《雙重賠償》於1944年在美國發行時，《好萊塢報道者》（Hollywood Reporter）的一位評論員說它“對剛剛逝去的、絕佳的法國電影手法的懷念，並非只有那麼一丁點”（為了打消觀影者的疑慮，他補充道：“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是‘藝術的’。”［1944年8月24日］）。
戰後的法國批評家也許會發現，其他歐洲國家也對犯罪和間諜電影的發展起到了同樣重要的作用。例如，他們可以提到希區柯克於1930年代在英國製作的那些驚悚片，還有——如果他們知道的話——卡羅爾？裡德（Carol Reed）的《開往慕尼黑的夜車》（Night Train to Mun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