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業的懷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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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界在20世紀70年代迎來了類似於20年代的重大變革。隨著越來越多的媒體公司將自己推向華爾街，新聞業的純真年代結束了。媒體不再僅僅是編輯記者們的手工品，它更被股東與盈利需求所左右，但肖恩主持下的《紐約客》卻似乎依舊保持著哈羅德·羅斯時代的單純。羅斯對於編輯人員的溺愛簡直令人難以想像，他從不允許經營部門走進編輯部的大門，似乎也從不考慮他的商業合夥人弗雷西曼的感受。如果《紐約客》賺了更多的錢，那麼就必須提供更好的報酬給作家們。強勢的羅斯使弗雷西曼無可爭辯，但隨著雜誌的成功，後者也的確賺了更多的錢。到了弗雷西曼的兒子彼得·弗雷西曼與肖恩搭檔時，前者對後者的尊敬猶如兒子之於父親，沒人質疑這是一本以編輯部為核心的雜誌，或者說這是一本肖恩個性的雜誌。肖恩幾乎一個人完成所有的工作，他很少考慮是否該把工作分給別人。當小弗雷西曼在1974年的股東大會上被人問道“肖恩先生是否有副手時”，這位發行人不能肯定地支吾道：“我想他沒有”，他的確不瞭解編輯部的情況。

聖徒威廉·肖恩（3）

肖恩自己也清楚《紐約客》雜誌多麼與眾不同，它從不需要取悅市場，也沒有經營的壓力，並且它還盈利，且利潤豐厚。在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致編輯人員的一封信中，肖恩承認，《紐約客》的編輯部簡直是在一種完全理想的狀況下執行的。別的地方是以商業分析為導向，而這裡完全是另一個極端。而在此之前與在此之後，這種情況都不可能得以維繫。當越來越多的人為肖恩之後的《紐約客》擔憂時，肖恩卻沒有做好尋找接班人的工作。他挑選了年輕的編輯喬納森·秉漢姆作為繼承人，但後者雖是一個傑出的記者卻非一名好的主編。他刻意模仿肖恩，卻不瞭解肖恩的真正魅力所在，這個試探性的任命在一片抗議聲中夭折。

到了20世紀80年代，《紐約客》面臨著一個越來越嚴峻的生存環境。媒體世界已經變得龐雜無比，電視而非過去的印刷品才是核心力量。人們也越來越追逐有趣的東西，在1974年創刊的、以電視明星為報道物件的《人物》（People）雜誌大獲全勝。《紐約客》嚴肅的報道方式雖然依舊盈利，但是利潤卻越來越微薄。早在1974年它的銷路已跌至每期萬份，1983年雖增至51萬份，但1年以後又跌至50萬份。

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初，關於《紐約客》將被出售的傳聞已經出現。貝克夏投資公司的沃倫·巴菲特與福特基金會的負責人麥喬治·邦迪都曾私下與肖恩聯絡，倘若出現意外，他們願意出資幫助肖恩，以延續《紐約客》的傳統。肖恩婉言謝絕，並從未將此事告訴發行人彼得·弗雷西曼。

但最終彼得·弗雷西曼還是抵制不住紐豪斯出版集團億美元的出價。1985年，以出版小報與空洞的時尚雜誌為主業計程車毅·紐豪斯擁有了他垂涎已久的《紐約客》。這項交易最初並未激起肖恩與其他作家們的憤怒。因為紐豪斯已經信誓旦旦地承諾將繼續保持《紐約客》的傳統，他還公開宣稱肖恩是他的精神導師之一。而肖恩也一直對士毅·紐豪斯不無好感，他覺得在20世紀60年代時自己曾在某個俱樂部見過這個孩子。而他的信心也體現在當期的《紐約客》中。他破例在雜誌上寫道：“《紐約客》商業經營的所有權或可以易手，但是《紐約客》的基本構想—《紐約客》的傳統、《紐約客》的精神—從來不曾為任何個人所擁有過。它是不能被買賣的。它存在於許多作家、藝術家、編輯和編輯助理們的心底深處，他們為了文學、新聞、美學、道德原則的共同理想而結合在一起工作。”

但肖恩顯然是過於樂觀了。他已經76歲了，是世界上最年長的主編，儘管他的頭腦依舊敏銳，但一些人或多或少覺得他已經有些不合時宜。他們批評他將《紐約客》變成了一個老友俱樂部，他不捨得解僱與他相伴多年的作家與藝術家，為了照顧他們，他不得不發表一些已經不再受歡迎的作品。雜誌的銷量與廣告額繼續下降。

在1987年1月的一封公開信中，紐豪斯強迫肖恩在當年3月1日退休，並選擇格特利布而非肖恩推薦的查爾斯·麥格拉斯（Charles　Mcgrath）作為繼承人。這個令人震驚的宣告，使肖恩感覺到一種背叛感。比肖恩更憤怒的是《紐約客》的150多名藝術家與作家。一種類似於亞特蘭蒂斯島沉沒的絕望感撲面而來。整整35年來，肖恩指導著《紐約客》有條不紊地運轉著，他幾乎要克服年齡的障礙，似乎要將這種指導永久性地持續下去，因為人們暗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