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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中國同樣處於一個高速變遷、意欲極力融入全球文明的時代。在舊日的觀念被拋棄之後，在目不暇接的變化令人疲憊的時候，中國新興的讀書人渴望有相應的雜誌能夠滿足他們的好奇心，並撫慰他們與周圍格格不入的窘迫的孤獨感。
《讀書》雜誌曾經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充當了這個範例，它同時被學院派知識分子與高三學生所熱情地接受。如孩子般興致勃勃的沈昌文，將無限的好奇精神與知識分子的啟蒙責任感巧妙結合在一起。倘若這種精神可以延續下去，它有可能昇華為一種更為寬闊的視角與更富藝術性的表現力，並有潛質最終成為一本具有國際水準的文藝雜誌。但是乏味的、往往是空洞的後現代術語最終主宰了它，今日的《讀書》雜誌看起來更好像是一本技術性讀物。
迅速夭折的《書城》成為20世紀90年代末的一個有趣的代表。批評者們用“白領讀物”、“小資讀物”來指責它。煽情與濫情的確是這本雜誌無法忽略的弱點，但是《書城》卻相當成功地使自己成為90年代後期城市精神的表徵，它比中國其他雜誌都更接近於《紐約客》。《書城》涵蓋了商業、文學、電影、音樂、思想、學術、時尚等領域，隨意性是它的最大文體特色。當《書城》雜誌將自己的編輯成本降至最低時，它的主編李韌（惟一的編輯人員，而且是兼職）也將閱讀的門檻降至最低。它對稍有文化追求的人都構成吸引力，同時由於充分的相容性，它對於成熟的（不追求枯燥的）知識分子同樣也構成吸引力。它的龐雜選材範圍滿足了讀者的好奇心，它對於城市文明的不自覺的熱愛與抒情，極大滿足了急於賦予自己國際化身份的中國年輕人。一個受過大學教育的中國大城市青年，怎麼會不喜歡在雜誌裡看到哈佛大學的圖書館和巴黎的咖啡館、領略奧格威的廣告魅力和德魯克的管理藝術呢？當然，過於低廉的編輯經費與過於短暫的生命，同樣沒能讓《書城》擺脫消費感與膚淺化的傾向。
文藝雜誌的理想（2）
只出版過三期的《大視野》談不上具有任何實質性的影響，它普遍讓人回憶起《書城》。這本雜誌的令人讚歎之處是它對精緻設計的追求與近乎恬不知恥地大量引入西方最佳雜誌文章的舉動，以及張揚地標榜自己為新文明精英的姿態。形式上的突破，是它最易於被記住的特點。
《書城》與《大視野》的夭折，暗示出中國媒體投資者陳陋的心態與粗鄙的投資眼光。他們不知道，中國融入世界的過程必然催生出更年輕化、時尚化與國際化的讀者群。這群讀者急需確立他們的身份標誌，他們不僅僅需要《時尚》雜誌，或是一本中國的《時代》，更需要一本可以滿足他們文化需求的、富有溫情的讀物。
《永珍》或許是這塊陣地上最後的旗幟。儘管在表現力與視野的寬闊程度上，它要落後於《書城》，也儘管它對於老上海喋喋不休的懷舊可能會讓人厭煩，但是《永珍》還是敏銳地捕捉住了人文情懷中偏於軟弱的一面，這令它在沒有完全變得技術化的文人中尋找到呼應。在舊聞軼事中，讀者們躲避了現實的乏味與鋒利。這本帶有典型的遺老遺少風格的雜誌的成功，更多是因為它是一片凋零的文藝雜誌市場上的惟一倖存者。這種地位賦予它即使不是什麼好雜誌，也不是一本“最壞的雜誌”。如何更勇敢地自我更新，是《永珍》雜誌發展的關鍵。當然，這其中所涉及的不僅有編輯者自身的問題，更有體制的問題。
不管是《讀書》、《書城》、《大視野》還是《永珍》，它們都不可能獲得多麼巨大的商業成功，《紐約客》的讀者調查表明瞭這一點。但是，它們卻又在我們的生活中扮演著令人吃驚的角色。只要人性中溫情與柔軟的一面沒有消失，只要這個世界上依舊有那些“即使在人群中也倍感孤獨”的人存在，這些雜誌就有理由繼續存在下去。但對於今日已發生鉅變的中國來講，這樣的雜誌可能會成為更為激動人心的變革者。
一種文化已經死亡，而另一種文化尚未形成。鄉村式的、狹隘的、封閉的、單調的中國，正在演變成一個全球化的、消費性的、豐富多彩的中國。哪本雜誌試圖承載並指引它的變化，試圖以更深層次、更接近靈魂的方式向讀者傳達資訊，哪本雜誌便會獲得獨一無二的成功。文藝雜誌的理想，其實不過是哲學家、文學家、經濟學家、執行長們理想的綜合體，它會被那些傑出的編輯們賦予一種人文色彩。
筆者承認這種歸納浮華而令人吃驚，但是誰能說一本偉大的雜誌不意味著一場偉大的變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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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徒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