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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修·阿諾德的遺產（1）
文化能做什麼？當詩人馬修·阿諾德在19世紀60年代試圖在英國討論這一問題時，文化似乎正陷入一個真正可悲的境地。在出版於1869年1月的《文化與無政府狀態》的序言中，46歲的教育調查委員會巡視員阿諾德引用了當時最為流行的論調—“那些奢談‘文化’的人，無非是在一知半解地擺弄希臘文、拉丁文那兩門死語言而已”，“當下最愚蠢的高談闊論莫過於滿口文化了……要論掉書袋、缺心眼、少理智，沒人能比得過文化人”。
這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一個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所說的帝國的年代。英國不僅擁有世界最強大的武裝，它還是當之無愧的世界工廠，生產著全球一半以上的鋼鐵與紡織品，倫敦是國際商業與金融的中心。這也是一個民主興起與物質至上主義興起的年代。“英雄崇拜症”患者托馬斯·卡萊爾1967年將民主體制比作“尼亞加拉大瀑布”，英國政府“遲早有一天會跳下去”，貴族政治與文化傳統在民主化浪潮中將遭遇越來越嚴峻的挑戰。而新興的中產階級則紛紛陷入了典型的物質崇拜症中，這種精神直到1909年仍讓H·G·韋爾斯驚奇不已：“作為這個階級，他們談的、想的和夢的都是財富。”馬修·阿諾德發現，他的同胞竟然將煤與鋼鐵視作“國脈所繫”，機器則成了公眾的信仰。
在這個熟知希臘文化與羅馬文化的英國學者眼中，這是一個真正的歷史性時刻。貴族們充滿傲慢，鄙夷大眾文化的興起，雖然在他們身上延續著很多傑出的傳統，卻常常是沉溺於形式主義當中；中產階級常被報刊稱作為國家的支柱，卻往往陰鬱沉悶，眼界狹隘，“相信日子富得流油便是偉大的幸福”；剛剛獲得政治地位的勞動階層，仍然被貧困與無知困擾著，在19世紀後半葉的歐洲，他們是危險、不安與盲動的代名詞。
阿諾德給這三個階級分別命名“野蠻人”、“菲利士人”與“群氓”。它們力量的此消彼漲，使傳統的社會組織陷入瓦解，混亂與迷惘也接踵而至。馬修·阿諾德相信，唯有文化才是解決這種混亂的有效手段。阿諾德心目中的文化，不是僵化的精英文化傳統，更絕非僅僅滿口拉丁文，它是從屬於任何階級的任何個體自我修養的需要。在一個價值失衡的年代，阿諾德渴望文化取代日漸衰落的宗教與哲學，以至於他說：“我們目前視為宗教和哲學的絕大部分東西將被詩歌取代。”對各種事物的好奇心，對希臘精神中所推崇的“美好的與光明的兩種事物”的追求，是阿諾德心目中文化的真正要義。它既來自於希臘的偉大傳統與擺脫時代區域的經典，也來自於其他國家的文化成就。阿諾德本人既鍾情於荷馬與索福克勒斯，也欣然接受了海涅與托爾斯泰。馬修·阿諾德一生都在實踐他的這種理想。儘管像很多傑出的作家一樣，他面臨著公務員與作家兩種職業的糾纏，但他對於利用教育來將文明理念滲透至每個人心中的熱忱卻很少消退。如果我們說16世紀的路德使人人都是傳教士，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使人人成為藝術家，那麼身處19世紀60年代英國的馬修·阿諾德，則渴望人人都是文化的信仰者，每個人都能力圖使自己變得更聰明、更有教養，成為和平世界的更有力的保障。
像很多薄薄的小冊子一樣，《文化與無政府主義》是演講與論戰的產物，我們甚至可以說，它帶有過分強烈的即時色彩，充滿了那些早已被遺忘的論敵的名字與觀點，幾乎像是一部長篇的新聞稿，或者一位寫作過分冗長的專欄作家的專欄文集。但是，它卻熬過了漫長的時日。事實上，一個多世紀後的今天，它幾乎成為阿諾德先生最負盛名的作品。作為批評家的阿諾德的聲譽超越了作為詩人的阿諾德，作為社會批評家的阿諾德超過了作為文學批評家的阿諾德。這是因為，阿諾德提出了幾乎每個過渡社會都會面臨的難題，即當一種舊傳統已破碎而新傳統尚未建立起來的時刻，我們該如何面對這種轉變。同樣重要的是，阿諾德表現出一種已經失傳的氣質—知識分子在價值混亂的社會生活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他從未將自己侷限於專業的詩歌或是文學批評領域，而是將自己的智力勇敢地運用到公共生活中的每一部分。就像牛津大學教授伊格爾頓所說，在阿諾德時代，傳統的、胸懷寬廣的文人正日益被專業化的學人和市場導向下的商業寫作所替代，而阿諾德“穿越於詩歌、批評、期刊雜誌和社會評論之間……他拒絕被綁縛在單一的話語領域內，他致力使思想對整個社會生活產生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