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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討論與客觀成為可能—在繁雜的事物中，運用理性是基本要求。
歷史從來都是偏愛戲劇性變化的。法國啟蒙者強烈的個性特徵、法國公眾所製造的流血與暴力，讓歷史學者更樂於研究它，併為它披上迷人的“浪漫主義”外表。但是，18世紀的法國公眾其實並不幸福。他們呼喊著盧梭激動人心卻又相對空洞的口號，衝入巴士底獄後倍感迷惘。激烈的革命運動除了為抒情作家提供寫作素材外，缺乏實質的幫助。時間回溯到18世紀中期，年輕的盧梭來到英國，陶醉於這個國家的安定與寬容，在回憶錄一再感慨。對於愛狄生這樣的報刊寫作者來講，這是最大嘉獎，正是他們將才智分享於公眾，營造了這種寬容與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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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的經濟學家，平庸的專欄作家
《商業週刊》的大多數專欄都不忍卒讀，這是一份在文字美感上缺乏追求的雜誌。專欄作家們，儘管大名鼎鼎，不管是倫敦商學院院長勞拉·泰森，還是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院長傑弗裡·加藤，都是僅僅能夠將文字寫通順。他們的筆調中充滿了平庸的智慧，他們的判斷從來也不會超出我們的想像。他們無非是在“9·11”發生後堅持自由貿易，重思商業領袖的責任，或是對布什的減稅計劃的一個新進展表示反對或支援。最近讀到的《不再神聖的經濟學》是該雜誌另一位專欄作家羅伯特·J·巴羅的專欄文集，同樣的，不要指望在這裡面發現這位全球最著名的宏觀經濟學家的真正思考，儘管該文集擁有“面向新千年的經濟學觀念”這樣的副標題。
作為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授，沒人忽略巴羅先生在學術領域的傑出地位，他是宏觀經濟學、經濟增長理論與貨幣理論領域的傑出專家，他出版的《宏觀經濟學》是許多國家大學的課本。但是，你不要指望他在不超過2000字的篇幅裡展現這種才華。這麼小的篇幅需要緊扣新聞的專欄，僅僅能夠展現立場與結論，而不是分析，同樣更容不下巴羅喜歡的數學分析。它能表現的是寬度，而不是深度；是形式，而不是內容。
《不再神聖的經濟學》收錄了38篇文章（其中一部分來自於《華爾街日報》），時間跨度由1991年至2001年，它的內容包括從亞當·斯密的理論到布什的經濟政策，乃至搖滾明星博諾的政治主張與美貌經濟學。巴羅在他的專欄中用一套無所不能的經濟學家思維方式，來考察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像他在序言裡所說：“無論是研究諸如經濟增長和貨幣政策等規範的經濟問題，還是研究諸如民主、美貌和墮胎權力等非規範問題，我都是運用基本的經濟學原理進行分析，研究方法是相同的。”於是，立場成了專欄作家最重要的武器。儘管在大學時代對凱恩斯著迷，但巴羅最終選擇了自由主義（或是古典主義）的立場。他傾向於19世紀的自由主義哲學，而在這種體系中，政府儘管作用顯著，卻常常容易犯錯誤，它的最重要的作用除去保護國家安全外，還涉及到界定與保護產權問題。在更多的方面，它不應該有太多的發言權。在巴羅的大學年代（20世紀60年代），人人都還是凱恩斯主義者；但今天，巴羅則堅定地追隨了弗裡德曼，奠定他的思維方式的是《資本主義與自由》。所以，你可以輕易地發現他的經濟學與政治學的立場。他是個右派，他喜歡共和黨，他喜歡效率甚於平等，他喜歡分析而不是情感。
自加里·貝克以來，對新聞事件與社會問題進行經濟學分析已不再新鮮。這使得《不再神聖的經濟學》中最引人矚目的是作者對於逝去的偉大經濟學家的分析，而對同代學者的評論，當然更不必不可少。在38篇文章中，我們遭遇了米爾頓·弗裡德曼、加爾佈雷斯，拉里·薩默斯、格林斯潘，出人意料地還有U2的主唱博諾。他對於名流雲集的世界經濟論壇的觀感也值得一讀—這的確是一場毫無實用價值卻充滿觀賞意義的聚合，他還說格林斯潘是“呆子花匠”，被一種莫名其妙的迷信所保護。
除了少量風趣的名人故事，這本198頁的小冊子中沒有太多的精彩言論，或是角度出奇的觀點。最令人不滿的，是他的寫作過於平淡，也沒有思想能夠拯救這種平淡。在某種意義上，美國的專欄作家距離英國的“essay”傳統還相去甚遠。19世紀的英國政論家與散文家總能夠在短短的篇幅內表現出思想的莊重與語言的美感，而今天的《經濟學人》仍留有這種風格。巴羅先生試圖使經濟學變得更通俗易懂。然而，他在普及經濟學思想的同時，卻使思想本身變得不無廉價性，就像你在閱讀《商業週刊》文章時的感覺，這些廉價資訊的結合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