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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丁堡評論》是阿諾德傳播這種思想的最重要的場所之一。事實上，在整個19世紀，沒有任何事物能像這本雜誌的成長那樣更好地代表了英國的知識精英與公眾之間的聯絡。29歲的弗朗西斯·傑弗裡在1802年創辦了這本雜誌。在由託利黨主宰的蘇格蘭，這位年輕的輝格黨人與年齡相仿的朋友試圖打破穩固而缺乏生氣的託利黨社會。
當時的新興中產階級對《愛丁堡評論》立刻產生了共鳴。他們明顯地感到，《愛丁堡評論》在抨擊他們面臨的問題時，使用他們的語言，持有他們的觀點……《愛丁堡評論》儘管價格昂貴—每本5先令，只有富裕的人才購買得起，但它卻迅速贏得了正在崛起的英國中產階級讀者的青睞。他們驚喜地發現這本觀點獨立的雜誌（傑弗裡直覺地堅持編輯獨立原則，這在雜誌普遍依賴於書店的18世紀是不可想像的）讓他們更迅速與深刻地瞭解了亞當·斯密的經濟學觀念、大衛·休謨的哲學思考、彭斯的詩作，讀者與編輯一同在這本雜誌就最新的政治與文化現象進行即時和充滿智力性的討論。談論《愛丁堡評論》上的文章成了19世紀初英國有教養家庭的日常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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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修·阿諾德的遺產（2）
《愛丁堡評論》的兩位熱情的效仿者《威斯敏斯特評》、《評論季刊》，幾乎塑造了19世紀的英國知識界與公眾輿論。整個19世紀的知識分子，從黑茲利特、托馬斯·卡萊爾到約翰·斯圖亞特·密爾、馬修·阿諾德、阿克頓勳爵，都與它們緊密相連。儘管代表著不同的政治立場，但是它們都致力於在公共生活與智力訓練之間建立起堅強的紐帶，致力於培養出一個真正有教養、有理解力的人群。儘管在19世紀初仍代表著進步與活力的中產階級到了60年代變成了令阿諾德鄙視的拜物者，但是沒人能否認，他們正在變得更有教養起來，他們正在試圖利用已獲得的財富，笨拙地為自己裝飾上文化的外表。
200年前的《愛丁堡評論》與150年前的馬修·阿諾德能為今天的中國提供某種啟示嗎？儘管我們並非是文化決定論者，但卻像阿諾德一樣相信，文化可以在一個缺乏價值判斷的年代為世人提供一個強有力的參照。在很多時刻，閱讀《文化與無政府狀態》似乎就是在閱讀今日的中國，只不過那些“鋼鐵與煤是國脈所繫”演變成“GDP增長是國脈所繫”。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裡，幸福生活的標誌從“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發展到“有房有車”。我們所追求的小康社會的標誌，竟然是以“是否擁有第二套住房”來衡量。不錯，越來越多的人將中國視作重新崛起的大國，但是仍有不少觀察者將中國視作為某種層面上的“經濟動物”。我們仍未學會如何將物質力量轉化為精神力量。同時，在中國社會內部，我們更常常被眼前的混亂不堪所迷惑。僅僅一場傳染病的危機，我們就發現那些古老的、陳腐的觀念重又變成了社會的主流，公眾的迷惘情緒令人吃驚。我們若真生活在阿諾德所說的“群氓時代”，而我們新興的中產階級在尚未表現出朝氣與活力之前，就已經準備一頭扎入物質主義與狹隘眼界的懷抱，我們該如何引導他們？如何幫助他們提高自己？
我們相信，知識精英應該在這種過渡社會中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正如阿諾德先生的觀點，文化人絕非軟弱與邊緣的象徵，他們應該更積極地參與到公共生活中，甚至在政治領域裡，文化人都可能比固執的政客們更加出色。阿諾德先生擁有一個希臘式的理想，而“生活希臘化”是他對英國社會最重要的勸告。在那個更為偉大的時代，政治家與知識精英間沒有界限，審慎的思考與熱情的辯論是整個社會熱衷的生活。（當然，我們要擺脫蘇格拉底的厄運。）當然，這個前提是，知識精英還未蛻化成“日益被專業化的學人和市場導向下的商業寫作者”。
儘管我們相信文化是一種必須被引入的社會判斷標準，但卻被這個詞語蘊涵的過分繁雜的理念弄得不知所措。“希臘化”或許適合於阿諾德時代的英國，卻不是現今中國的解決之道。我們一方面應該從被迫斷裂的傳統中尋找精神資源，同時也必須藉助更為廣闊與久遠的世界文明傳統，而它們之間似乎又總是會形成某種衝突。但不管怎麼樣，有些準則幾乎是永恆不變的，即每個人都應該透過提高自我修養而變得更加聰明，更加優秀。這應該是一項集體性的功課，儘管它不可能被全部完成。就像阿諾德所說：“當一個國家出現全民性的生活和思想的閃光時，整個社會則將充分浸潤在思想之中，具有感受美的能力，聰明而富有活力—這便是人類最幸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