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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挖掘出來的白宮醜聞是建立在一條《新聞週刊》放棄的報道上的，也就是說真正提供新聞調查的依然是大機構，而德拉吉不過是更加勇敢地將它公佈出來而已。）
這裡，我們就說說第二個問題—媒體與公眾的趣味。讓公眾喜悅而讓精英們憤怒的一點是，麥特·德拉吉最擅長報道誹聞與醜聞。滿足公眾的低階趣味是新聞業相互競爭的最初形式。當年普利策與赫斯特之間的決鬥，就是依靠大量刊發戰爭、色情內容進行的。伴隨著媒體的職業化與規範化，媒體逐漸形成等級觀念。因為如果我們承認人是一種具有各種需求的動物，那麼他一定具有迥異的需求。今天，我們一方面看到了《紐約時報》、《新共和》、《時代》這樣以中上產階級為物件，報道題材嚴肅，報道方式嚴謹的媒體；另一方面，我們同樣看到了《國民問詢報》、《太陽報》這樣的專以追逐明星、誹聞、奇談為己任的“小報”，他們的讀者群為缺乏良好教育的下層居民。長期以來，“大報”以一種“不屑”的目光來看待“小報”，這是一種基本的等級秩序。它的邏輯在於，文化有高階低、級之分，趣味有雅緻、低俗之分。
無疑“連拼寫都會出現錯誤”的德拉吉的關注方向屬於後者。但是，真正讓精英們無法容忍的是德拉吉認為“小報”與“大報”並沒有區分，這打破了原先的秩序感。在他的網站上，小報的謠言作家與斯坦福的大學教授具有同樣的地位。德拉吉反駁道：“我從未覺得他們有什麼區別，或許後者寫得更有深度，採用的是一種更加煞有介事的口吻，但我們將他們同等看待。或許是因為我沒有上學吧，所以我沒有學會這樣看待問題：謠言專欄水準低，而嚴肅的工作更值得尊敬……生活的鬥爭與人類存在的理由不會因為你駕駛賓士還是步行而有所區別……新聞行業或許有不同的智商值，但他們是同一種情感。”
德拉吉尖銳地反映出我們社會中越來越強烈的“反智”傾向。靜下心來，我們會發現周圍充斥著越來越多打著民主的名義來傳播庸俗的“平等主義”的現象。倡導者堅持所有的人、所有的思想、所有的文化都是平等的，沒有高下之分。也因此，“小報”在社會獲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1997年，在《紐約時報》與《時代》週刊的聯合評選中，《國民問詢報》的編輯史蒂夫·科茲被評為美國最具影響力的25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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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德拉吉（3）
德拉吉成為這股趨勢中最勇敢與最厚顏無恥的聲音。當他被質詢他網站的內容並非新聞而只是謠言時，他回答道：“在上誹聞是謠言，在《紐約時報》上誹聞就成了新聞了。”
德拉吉之所以能夠如此鮮明、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他的新聞秩序與文化觀念，在於他認為自己擁有了網際網路這項偉大的武器。他在《德拉吉的傑作》中寫道，網際網路取代了一切舊有的溝通形式。而由於這項技術，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記者。僅僅用滑鼠與調變解調器，他就可以摧毀那些大的新聞機構。我們必須承認，網際網路所帶來的交流革命的確正在瓦解我們熟悉的單向交流方式。它使我們獲得了空前的自由，降低了發言所需要的成本，新聞業比過去任何時候變得都更具有“即時性”。但是，我們同樣看到了這種無邊界自由所帶來的混亂與低質量。
德拉吉在接受《Brill’s Content》的記者採訪時說：“我沒有希望讓我的報道明智起來，我在享受我每日的生活。我只活在現在。我不知道兩週後我做什麼。網際網路給予你按贊成的步伐前進的自由……我學習到更正確的拼寫，如何運用高中水平的語法；我學會如何運用勇氣對付權力分子。”
我們必須承認，認為新聞記者不需要專門訓練、只憑衝動即可的觀念是可笑的。德拉吉誇張了網際網路的革命性。在網際網路最初的普及過程中，新聞業的確出現了暫時的失序。但是伴隨著公眾心態的成熟，它最終依舊會變成一項或許偉大但終究簡單的技術。新聞業在經過最初的衝擊後，很快會恢復它的規則，而網際網路也將像電視一樣成為新聞發展史中的一項新技術。我們可以用德拉吉最得意的萊溫斯基事件來反駁他，倘若沒有被《新聞週刊》放棄的深入報道作為基礎，德拉吉是無法成功的。他碰巧成為了第一個說話的人。
當然，筆者所講的一切並非在否認這個叫麥特·德拉吉的人的成就。筆者只是想說，在這個喜歡戴稻草帽的人的背後，隱藏著我們時代各種文化之間的衝突。筆者當然承認，德拉吉可能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具趣味性的人。如果你是一個美國夢想的信仰者，你沒法不喜歡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