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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普盧塔克（Plutarch）說：“有人對狄奧彭玻斯王（King Theopompus）說：‘斯巴達長治久安是因為歷代國王統治高明’，大王說：‘不，是因為懂得讓人民順從’”。
不用說，隱諱自我主張的風氣可以上溯到封建時代。在閉關鎖國和武士統治的350年間，日本確立了全面控制整個社會的方略。釋出節約令，按各個士農工商四個階層，規定每家使用的建材、門和大門的形狀、衣服的質地。神社和寺院必須隸屬於幕府規定的宗派，異端信仰成為禁忌。為了保全主人之子而殺死自家孩子、自我犧牲這些美德成為歌舞伎、偶人淨琉璃的熱門主題，被反覆傳唱。
但是，心靈控制並非那樣簡單可行。即便在資訊手段不如現在發達、識字率還很低的情況下，心靈控制也不那麼容易。傳統社會管束嚴厲，但即使如此，也有不少人物和地方逃脫了控制。外樣大名幾乎是獨立國家的國王，他們引以為豪的是自己的方言和地方特性。直到1920年，政府統治才抵達四國祖谷溪是，因為通往該山谷的道路要靠人手才能開通。而在城市裡，“士農工商”制度本身也產生了多樣性。傲慢的武士、沉思冥想的僧侶、態度溫和的工匠、好鬥又好色的商人，沒有什麼社會比江戶的“浮世”更多彩而混沌了。
絕對控制是幕府的理想，但這個理想直到明治時代成變成現實，，當時日本從西方引進了近代教育制度。明治維新的口號是“和魂洋才”，而以教育來講，那是“和魂”（總體控制）和“洋才”（義務教育）的結合。標準化的教科書、制服和校規、在校園裡按軍隊佇列行進，一齊鞠躬——這樣，長達215年的閉關鎖國也無法完成的事終於實現了，絕對控制在與地方和個人個性的較量中佔了上風的。就其結果而言，這是給日本現代化帶來重大影響的一大失誤。
最初的危機出現於20世紀初。門戶開放引發了爆炸性的創造力，在“大正民主化”時期達到頂峰。岡倉天心（覺三）透過著書立說將茶道等日本傳統文化介紹到海外，武術、繪畫、舞蹈等自古以來就有的藝術和娛樂與現代化巧妙地融為一體，精煉成為一種現在可見的形式。此外，還出現了芥川龍之介和泉鏡花等優秀作家，服裝設計和建築、音樂等領域也取得了長足發展，這一時期也是民主主義運動開始胎動的時期。
然而，只有少數階層能盡情享受大正民主化自由空氣。大多數國民在學校接受軍隊方式的教育，他們在校園裡排著隊，呼叫“萬歲！”。20世紀30年代，這一代人開始掌握實權，一掃大正時期綻開的自由之花，憲兵隊、新聞檢查制度和軍國主義都在擴大，日本迅速走向戰爭的道路。
而第二次危機就是現在。
羊群
將現在日本的教育評價為“災難”，或許有危言聳聽之嫌，但對於海外專家而言，“先進的教育制度”頗具魅力，僅次於“優秀的官僚”。與歐美相比，日本的教育制度在海外專家的著作和論文中備受稱讚，他們對日本孩子的背誦能力和數學技能大加讚賞。毫無疑問，教育體系造就的“企業戰士”成了支撐日本經濟基礎的強大原動力。國民在孩提時代起就被灌輸了服從權威的思想，所以社會運作極其順利，在西歐社會蔓延的社會不穩定和暴力犯罪在日本則很少發生。這些全都是“正”面的故事，在海外專家的那些著作中幾乎不提“負”面的故事。
厚生省官僚、精神醫學研究者宮本政於說，那是因為海外專家對日本學校實際進行的教育視而不見，而是囫圇吞棗地解讀日本的“教育原則”。宮本對日本的教育制度進行了精神分析。據他說，為應試而背誦的知識僅是副產品，教育體系真正瞄準的不是教育，而是國民的服從。借用宮本嚴苛的話來說，就是所謂的“閹割”。
“到英國田野去觀光，就會發現在平緩的丘陵地帶羊群正在吃草。那道風景就是和平本身，而這也正是日本官僚期盼日本社會能夠實現的情景。但是，這裡必須指出的是，國民順從老實便於實現官僚所希冀的和平。因為順從老實的國民易於控制，沒有必要對社會體系進行變革。官員又是如何有效地閹割日本的呢？其答案是學校。學校系統成了實踐閹割的場地。”
為了瞭解這種“閹割”是如何進行的，讓我們回顧一下孩子們前進的道路吧，從幼兒園到大學，再到其將來。
幼兒園
課程之一：步調一致地行動。作家彼得·哈德菲爾德（Peter Hadfield）陪女兒喬伊第一次去日本幼兒園時的見聞之一。首先是老師點名，然後是全體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