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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有私於後。”《冊府元龜》、《資治通鑑》的記錄與之類似，均不見“遜位”字樣。郝處俊所用的典故，是魏文帝曾下令，即使皇帝年幼，群臣也不可奏事太后，讓後族臨朝輔政。且遜位武后，意味著皇太子地位的改變，而郝處俊的諫言中完全未觸及這一點，不免讓人不解。賢自幼聰明俊雅，讀書過目不忘，深為高宗所嗟賞，曾對司空李勳贊其“夙成聰敏，出自天性”，似乎未見此前對新太子有何不滿。故此高宗召集眾宰相討論的話題，當是天后是否正式攝政監國而非遜位。
事情大概是這樣的：高宗因為病痛早已有心放下政事，讓兒子早日接班。沒料到李弘突然去世，打亂了高宗的所有計劃。培養一個合格的接班人不是那麼容易的事，賢雖然聰明，但畢竟從未受過這方面的嚴格教育，決策參政難免經驗不足，讓高宗感覺不放心。另一方面，高宗晚年逐漸淡出政治舞臺，生活圈子越來越小，身邊能接觸到的人也越來越少。小情人魏國夫人已經不在了，上金、素節、義陽、宣城等庶出子女常年在外地，就像常樂長公主這樣能和他談上幾句的親戚都被武后以各種理由禁止入京面聖，長年陪伴在他身邊的、他抬眼能見到的永遠只有武后。至親如夫妻，武后的權力慾他不可能完全沒有察覺，以前他可以把國事完全交給太子弘來掌握，弘已多次監國，眾宰相又多是太子署官，君臣投契相知，互敬互重，高宗有足夠的理由放手。但弘現在不在了，原本“不親庶物”的高宗只能出山再來培養新太子，但群臣是否能像對弘那樣衷心地擁戴新太子，是否還能有效地遏制武后，他實在沒有把握。召集眾宰輔商議是否讓武后正式攝政，也有存心試探群臣動向的意思吧！
需要注意的是，高宗是召集眾宰相議事，當時為中書令的郝處俊表示反對，李義琰以中書侍郎、同三品的身份位列宰相而附議，其他宰相的發言雖未記載，並不見得就表示支援武后攝政，史書中只是記載出代表性的說辭，而他們的集體意見否決了高宗的提議。也就是說，武后在實際朝政中儘管影響不小，也得到了高宗的認可，但高層官員中對她不以為然的仍不在少數，可能因為婦人干政為古中國的政治傳統不容，且武后門第不高，背景複雜，也可能是因為有人不喜歡她的處世方式。太子弘死後，東宮的署官宰相調整如下：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劉仁軌升為左僕射，兼太子賓客。
原戶部尚書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戴至德升為右僕射，兼太子賓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張文瓘升為侍中，兼太子賓客。
原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升為中書令，兼太子賓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為吏部尚書兼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如故。
也就是說，故太子弘的署官宰相原班人馬全部轉為太子賢的僚屬，無形中也讓天后與故太子弘東宮班底的緊張關係，繼續延伸至新太子身上。這些人中，左僕射劉仁軌為李義府的政敵，一直反對武后臨朝。某次陪同高宗觀看新落成的鏡殿，驚趨下殿：“天無二日，國無二主，剛才臣竟看見四壁有數位天子，這是不祥之兆呀！” 這樣明顯的借題發揮，便是針對武后攬權過甚而言，而高宗對此也是心領神會的。右僕射戴至德與侍中張文瓘長期為太子僚屬，太子弘監國期間多耐這兩位宰相主政，深為武后所忌。郝處俊明言反對武后攝政，算是鐵桿反武派，以至武后臨朝以後，仍遷怒於郝處俊之孫。眾宰相中唯有李敬玄，政見和立場與其他宰相有所不同。
史載李敬玄於總章二年（669年）入相，永隆元年（670年）罷相，不過最後三年都僅僅是掛中書令的頭銜在唐蕃前線作戰。而他與兩位著名反武人士劉仁軌、裴行儉的關係，以及武后心腹老臣許敬宗的關係，都頗可以一議。李敬玄曾與裴行儉共事多年，主持官吏的典選推薦，甚有能名，時人稱為裴、李。然這兩人私下交情頗惡，據《舊唐書。杜易簡傳》記載：“咸亨中，為考功員外郎。時吏部侍郎裴行儉、李敬玄相與不葉，易簡與吏部員外郎賈言忠希行儉之旨，上封陳敬玄罪狀。高宗惡其朋黨，左轉易簡為開州司馬，尋卒。”由此可見，裴李矛盾十分尖銳，以至結黨攻訐，但具體是什麼矛盾，今天已經無法詳細考究，僅能從一些蛛絲馬跡進行揣測。考李敬玄的發跡，正是高宗初年，且與許敬宗的延攬推薦密切相關。《新唐書。李敬玄傳》雲：“高宗在東宮，馬周薦其材，召入崇賢館侍讀，假中秘書讀之。為人峻整，然造請不憚寒暑。許敬宗頗薦延之。歷西臺舍人，弘文館學士。遷右肅機，檢校太子右中護。拜西臺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