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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將李弘之死與閻莊之死聯絡起來，“隨”、“俱”二字，意味深長。該墓誌銘的整理者臧振先生認為李儼礙於形勢，只能用隱筆記述閻莊的死因。銘文結尾，李儼謂劍斧在墳中，將永埋地下，意指閻莊是為“劍”、“斧”逼害致死；又言“沉魂”、“悶影”，可見李儼對閻莊之死是何其抑鬱。
和司馬光認為的高宗晚年一直在太子和皇后之間首鼠兩端不同，高宗提議天后攝政實為李弘去世之後，也就是說，在太子弘和皇后的爭鬥中，高宗的立場越到後來越明確，對於兒子的支援和倚重明顯在天后之上。咸亨之後，太子弘頻頻受命監國，多位宰相兼職任東宮僚屬，太子的心腹多次受詔出征，可謂政權、軍權一把抓。高宗每年花大量時間外出遊幸修養，武后必定陪隨在側，決策大權順理成章地就落到了太子手裡，一來二去，太子的聲勢與日俱增，再加上高宗的有意支援，已對武后執政構成了極大障礙。說來武后雖然一直有意培養心腹，但尚未有實質性突破，武承嗣這個宗正卿也就管一管家事，宰相中樞始終水潑不入，武三思名為右衛將軍，跟劉仁軌、裴行儉這些實權人物比起來簡直什麼都不是。而從乾封年間就開始培養起來的北門學士，雖然能幫她出謀劃策，但始終沒有名分，搬不上臺面。高宗在這個時候突然宣佈將內禪於李弘，對武后來說無疑是晴天霹靂，李弘一旦登基成了皇帝，號召力和掌控力絕非東宮太子能比，再加上政界軍界實權人物的支援，情勢頃刻就會易位。而她也將失去一切參政議政的理由，作為皇后，她還可以說是為體弱多病的夫君分憂解勞，一旦升位成了太后，她的主要任務就變成了照顧太上皇頤養天年，沒道理對已經大婚的成年皇帝指手畫腳。而弘顯然也對母親的牝雞司晨不以為然，以往武后尚可以仗著母親的身份管教兒子，但皇帝若是不買太后的帳，一句“王者以天下為公”就可以遮掩過去，就算把太后給幽禁起來那也可以算作大義滅親。實權不及，名份又不及，眼看著苦心經營的一切就要變成鏡花水月，武后怎麼能甘心放手！至親的突然死亡再次助她打通了障礙，她雖然沒能即刻大權獨攬，但她贏得了寶貴的時間。
上元二年六月，雍王賢被立為太子，大赦天下。新太子容止端雅，才華絕倫，且文武雙全，身體健康，特別喜好打馬球，比弘更具年輕人的朝氣和吸引。然而弘的威望和人脈，是8歲起就開始奉詔監國積累起來的，遠非賢所能望其項背。李弘之死，是對李唐皇室最致命的打擊，長久以來勉強維持的平衡局面轟然倒塌，原本已經逐漸淡處政治舞臺的高宗，無法再阻止野心勃勃的妻子，武后的勢力迅速發展至不受控制的程度。掌握政治中樞、扶植軍隊實權人物，她夢寐以求的一切，將在這一階段得以完成。賢的太子之路，註定將走得不會平穩。事實上新太子做了沒幾個月，高宗不知是出於對從未理政的兒子不放心，還是存心試探，驀地放話說有心讓天后攝知國政，這就是素來為人議論的高宗有心打破傳統遜位給武后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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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舊唐書*郝處俊傳》記載，上元三年四月（即公元676年，十一月改元儀鳳），高宗因風疹復發，疼痛難忍，有意遜位天后，但為宰相郝處俊諫阻，認為天下為高祖太宗所創，並非高宗私人所有，不能因為偏愛皇后就這麼把大好江山送給外姓，另一名宰相李義琰附議，此事遂止：
三年，高宗以風疹欲遜位，令天后攝知國事，與宰相議之。處俊對曰：「嘗聞禮經雲：'天子理陽道，後理陰德。'則帝之與後，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違反此道，臣恐上則謫見於天，下則取怪於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二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後族。伏乞特垂詳納。」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旨，足可依憑，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帝曰：「是。」遂止。
此條常被用來說明高宗晚年仍然對皇后深具信任，情深意重，或武則天當時在朝廷上的至尊地位，不過從高宗日後的表現看來，仍是為了李唐社稷殫精竭慮，說他是那種因為器重皇后便可以將江山拱手讓人的情聖總讓人心存懷疑。這一條記載本是孤證，同書的高宗本紀和武后本紀皆未涉及此事。而唐人所作的《唐會要》只稱“上以風疹欲下詔令天后攝理國政”，郝處俊進諫“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少主，尚不許皇后臨朝。所以追鑑成敗，杜其萌也。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