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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同東西臺三品，兼檢校司列少常伯。” 當時以許敬宗為首的擁立武后派，與反對立武氏為後的長孫無忌集團正鬥得天翻地覆，朝政局勢相當敏感，許敬宗絕無可能援引異類。也就是說，李敬玄的升遷多得許敬宗之力，其政見必然與許敬宗大同而小異。而裴行儉早在永徽年間便因與長孫無忌討論武氏而被貶出京，裴李二人政見上的分歧，可能正是雙方矛盾的根源。而劉仁軌作為李義府的對頭和武后的反對派，“每有奏請，多為李敬玄所抑”，雙方嫌隙漸深也就不難理解。故此儀鳳三年劉仁軌故意奏請派李敬玄到邊疆去防禦吐蕃，正是有心將這位不同政見者排擠出政治中樞之意。李敬玄當然不想去，結果給高宗一句“劉仁軌就是要朕去守邊疆，朕也得去！”，只得乖乖上路，結果打了個大大大大大敗仗，回來丟官罷相不在話下。從高宗那句看來有些蠻橫的說話中，說李敬玄是被高宗君臣合力算計了也不為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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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背地裡小動作搞個不停，太子賢也非泛泛之輩，出手便已不凡。剛立為太子，便在朝在野廣泛蒐羅人才，計有太子左庶子張大安、洗馬劉訥言、學士許叔牙等，齊聚東宮，為范曄《後漢書》做注。古有“立功、立德、立言”之說，賢深知自己剛被立為太子，聲望和人脈均不足與乃兄相比，借注書來展現自己的才華，求得公眾的認同，無疑是一個快速有效的法子。另外，也不乏仿效武后招北門學士的故智，借編注之名廣聚賢才為自己培養私人班底了，這點心思，自然瞞不過武后，這也是她最不能忍受的事情。位子還沒暖熱就開始張牙舞爪，全不將母親的權威放在眼裡，武后對新太子不滿也是意料中事了。李賢雖然存有私心，但《後漢書》注的整體質量還是很高的，比故太子弘所著的《瑤山玉彩》更見功力。雖然這類著述大多屬於“集思廣益” ，不過仔細挑挑裡面“臣賢按”的考據註疏，雜七雜八的也有四五十條，應為賢親筆所注。清代著名學者王先謙在其〈後漢書集解述略〉中，對太子賢所注范曄《後漢書》給予相當好評，說：“章懷之注範，不減於顏監之注班。”金毓黻認為王先謙此評“誠為過譽，然後來者亦莫之能先也。”也有不以為然的，如胡戟先生在《武則天本傳》中便不屑地說：“多是以他書校讎，說明異同，間有訓詁音義和名物制度的註釋，沒有什麼發明。”考慮到賢當時只得23歲，這樣的批評也未免過於苛刻。細讀太子賢的四十二條親筆評註，看出他除了以古本及當時流俗諸本之范曄《後漢書》互相參校外，還以經部之《詩》、《禮記》，郭璞注《爾雅音義》、揚雄《別國方言》、許慎《說文解字》、張揖《古文字詁》、《字書》，史部之《史記》、《漢書》、應劭《漢書集解音義》、劉珍《東觀漢記》、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蕭該《後漢書音》、皇甫謐《帝王代紀》、趙岐《三輔決錄》、崔豹《古今注》、《孔融家傳》，子部之《莊子》、《韓子》、《淮南子》，集部之《馮衍集》、《張衡集》、《王僧孺集》等書，參證、訓詁、比較、說明。其紮實的學問根底，令人敬佩，我們現在讀到的《後漢書》版本，就是章懷太子賢所注。儀鳳元年十二月，賢將此書上表獻於高宗，新太子的才華也隨著此書的頒行天下而得到了人們的廣泛認可，樹立起了良好的個人形象。賢再接再厲，受詔監國，處決明審，甚為時人稱道。高宗高興之餘手敕褒獎：“皇太子賢，自頃監國，留心政要。……加以聽覽餘暇，專精墳典。……家國之寄，深副所懷。可賜物五百段。”慶幸國家得人的欣喜之情，溢於言表。
賢風華正茂，精力旺盛，既喜歡經史書法，又喜歡蒼鷹駿馬，性格堅強自負如他過世的兄長，活波好動精力過人又似足他的母親。高宗諸子之中，以他的容顏最為俊秀，舉止端莊而又灑脫風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也許是最像他母親的孩子，同樣的才華絕世，同樣的叛逆性格，同樣的驕傲，也是同樣的魅惑。賢的愛好極為廣泛，他可以陪號稱“飛白第一”的曹王明縱論書法，可以和蔣王煒笑談風月，可以和弟弟顯等年輕人在馬球場上縱橫馳騁，也可以一個人獨坐在靜室裡譜曲弄琴。正是因為他交遊太廣，日後被廢時連累了一大票人。對於控制慾極強的母親，賢一直心存反感，並且不在意讓這種情緒當眾流露。監國處政，務必表現得和母后不同，彷彿只有這樣，才能證明自己的存在。
面對這一波波攻勢，武后氣定神閒，見招拆招，半步不退。對於高宗，她繼續採取孤立政策，不容任何危險人物接近高宗施加影響。上元二年七月，也就是新太子立後的頭一個月，即將皇三子杞王上金解往澧州安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