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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者，武后無法改變千百年來深植於人們心底的天理人倫，但她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時人的價值取向。
以詩賦取士的標準確定於唐玄宗天寶十三年，但永隆二年進士科加試雜文已經含有“賦”體。《全唐文》載有顏元孫參加垂拱元年的進士考試，省試題即為《九河銘》和《高松賦》。所以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舉與文學》中稱開元之後始試詩賦的說法並不準確。在武后的大力倡導下，進士科與文學的結合日益緊密；天下士子尤其是需要靠科舉躋身仕途的廣大庶族寒士都投入到文學創作中去，中國文學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盛唐氣象於斯孕育。武周時代，正是文藝初興的時代，“貴於清綺”的南朝文風和“重乎氣質”北朝風骨融合為一體，初步形成了以浪漫飄逸恢宏大氣為特點的唐文學之魂。“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在武周統治期間，湧現出了一大批英姿勃發才氣縱橫的傑出文人，如世稱“崔李蘇杜”的文章四友（杜審言、李嶠、崔融、蘇味道），“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湖萬古流”的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和以上官婉兒為代表的宮廷詩人群。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力掃南朝餘風、開創古文運動的陳子昂，以及完成律詩定型的宋之問與沈佺期。他們從內容和形式兩方面為即將到來如錢塘大潮般洪波迭湧空江百里的盛唐詩歌做足了準備。與陳子昂大致生活在同一時代的張若虛，則以一首《春江花月夜》孤篇橫絕全唐，完成了“宮體詩的自我救贖”（聞一多語），標誌著唐代詩歌由初入盛的最後階段。“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灩灩隨波千萬裡，何處春江無月明。……”優美的詩句，描繪出正處於上升時期的武周帝國，如明月在天，清輝遍地，如閒花照水，芬芳欣悅。而統治這個帝國的是個女人，在她的精心佈置之下，一幅盛大華美的圖卷正徐徐展開。
（本節未完待續）
注：
＇7＇ 秀才科停於永徽二年，此處不敘。
＇8＇ 《舊唐書*魏元忠傳》
＇9＇ 杜佑《通典》
“唐代進士科之崇重及翰林學士為內宰相，皆啟於則天。”陳寅恪先生如是說。＇10＇ 明經偏重於帖經和問義；有點類似於如今的完型填空和問答題，以儒學經典《五經正義》為標準答案，主要考察記憶能力。而專習一經，字數有限，幾年即可成誦，不易辨高下，定人才。進士科則重在文采，雖有其主觀性，但出題範圍廣泛，不受格式限制，反而有利於靈活選拔各種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誠如錢穆先生所言：“政治問題有範圍，按年考試，應舉人可以揣摩準備，說來說去，那幾句話，不易辨優劣高下。詩賦出題無盡，工拙易見，雖則風花雪月，不僅可窺其吐屬之深淺，亦可測其胸襟之高卑。朱慶徐《上張水部》詩：‘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此是當時謁舉送公卷，乞人評定附上的一首小詩。但設想何其風流，措辭何其高潔。詩賦在當時不失為一項最好的智力測驗與心理測驗的標準。”＇11＇另一方面，初唐時印刷術尚未普及，有條件藏書豐厚熟讀經書的往往是高門士族，詩禮傳家，先天上已佔盡便宜，但優秀的學問家不見得能成為一名優秀的詩人。作詩更多地與資質和靈性有關，與家學淵源無關，於是寒門學子也有了挑戰世家子弟的本錢。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不失為一種相對公平的選拔標準，因此進士科取代明經科成為取士的主流，自有其道理。
武周政權雖然不久後即告結束，但進士科以文取士的標準卻流傳下來，並逐步地發展到盛唐時單純地以詩取士。今日我們所說的唐代以詩賦取士，實際上就是進士科以詩賦取士。試題在今人看來往往是不著邊際的，無關乎國家大政，無關乎民族氣節，“題湘靈鼓瑟”、“望終南餘雪”……好比高考作文試題竟然是“那年冬天的第一樹梅花”。詩魂文心，靈氣飛動，在這樣氛圍下成長起來的人們，心靈該是何等的活波自在、無拘無束！才子祖詠參加進士考試，本應八句，寫到四句便棄筆而去，自言詩意已盡，不願畫蛇添足。考官愛才，破格錄取，這便是唐人風範。及至宋代，印刷術的流行帶來書籍的普及，寒門士子也能買到，於是以詩賦取士變為以經義而取士，考試製度更加嚴密，這也是一種公平。然而科考成為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徑，皓首窮經取代了昔日的浪漫吟哦，及至明清八股取士，以朱子一家之言為準，《儒林外史》中描繪范進中舉竟然喜極發瘋，正是對當時科舉制度的辛辣諷刺。而唐代，那個詩意棲居的時代，那個人性驕傲而尊貴的時代，已經不再。
